承续与嬗变：论汉代“通俗时代”与“新政时期”之思想分野与内在逻辑

承续与嬗变：论汉代“通俗时代”与“新政时期”之思想分野与内在逻辑

摘要： 汉代自王明《再认识》思想发轫，历经“通俗时代”（约公元901年 - 1100年）的社会重心下移与文化多元勃兴，至“新政与理性复兴时期”（约公元1100年 - 1500年，简称“新政时期”）的全面改革与理性精神高扬，展现了汉文明在经历大衰落后，自我修复与发展的独特轨迹。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通俗时代”与“新政时期”在思想文化、社会结构、政治运作及科技发展等方面的核心特征，辨析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与显著区别。本文认为，“通俗时代”为“新政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启蒙，而“新政时期”则是对“通俗时代”诸多成果的系统化、理性化和制度化提升，二者共同构成了新汉学思想指导下汉文明复兴的关键阶段。

关键词： 通俗时代；新政时期；汉代思想史；社会转型；新汉学；王明；周衍；理性复兴；制度创新

一、引言：汉文明复兴之路上的两个重要驿站

汉朝自诸葛武侯奠定“明算治国”之基，历经鼎盛、衰落与思想沉寂的漫长周期后，在公元九世纪末迎来了王明《再认识》的伟大启蒙。以此为滥觞，汉文明开启了持续数百年的复兴之路。其中，“通俗时代”与紧随其后的“新政时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具鲜明特征的关键阶段。

“通俗时代”，常以高宗刘逯“启明新政”（公元901年）为开端，至公元十一世纪末叶结束。这一时期，社会文化重心下移，市民阶层崛起，白话文普及，实用技艺受到重视，呈现出一种“衰落常态下的繁荣”与民间活力勃发的景象。

“新政时期”，约始于公元十二世纪初，其标志性事件或可追溯至汉神宗刘启的“熙宁新法”（公元1006年始）及后续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革新制度的举措，至周衍《文史通义》思想体系的成熟与广泛应用，达到高潮。这一时期，理性精神再次高扬，国家层面进行系统性改革，科技发展受到高度重视。

理解这两个时代的共通之处与核心区别，对于准确把握汉代后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阶段性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二、共通的基石：新汉学思想的持续影响与社会活力的积蓄

尽管“通俗时代”与“新政时期”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新汉学思想的沃土，并共同致力于汉文明的复兴。

1. 王明《再认识》的奠基性影响：

   • 共通性：王明的“统合明算”、“实证精神”、“动态的和谐”与“人文化成”等核心理念，是贯穿两个时代的主导思想。无论是“通俗时代”民间对实用技艺的追求、白话文的兴盛，还是“新政时期”对制度的理性设计、对科技的系统投入，都可视为对王明思想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实践与回应。
   • 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两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个体价值和人的主体性的关注，这是对大衰落时期思想禁锢的反拨，也是新汉学人本精神的体现。

2. 对“明算”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 共通性：两个时代都试图摆脱旧“明算”体系的僵化与异化，寻求一种更具活力和适应性的理性精神。不再是为算而算，而是将“算”的精确、逻辑、实证精神运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 “通俗时代”更侧重于民间实用技艺层面的“算”，而“新政时期”则力图在国家治理和科学研究层面系统性地重建和提升“明算”体系。

3. 社会经济基础的演进与新兴力量的成长：

   • 共通性：工商业的持续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是连接两个时代的重要经济线索。“通俗时代”的“洛阳工变”标志着市民力量的初步显现，而“新政时期”的“元祐议政会”吸纳工商代表参与议政，则是这种力量进一步成长的结果。
   • 这种经济基础的演进，为两个时代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物质支持和动力来源。

4. 文化重心的下移与知识的普及趋势：

   • 共通性：白话文运动贯穿两个时代，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通俗时代”是白话文学的勃兴期，而“新政时期”则开始对白话文进行规范化，并将其更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和官方文书。
   • 教育机会的扩大（如“民学馆”、“义学制”），使得更多普通民众有机会接触知识，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

三、显著的区别：从“自发”到“自觉”，从“多元”到“系统”

尽管存在诸多共通之处，“通俗时代”与“新政时期”在思想主导、社会形态、改革力度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依然存在显著的区别。

1. 思想主导与理性化程度的差异：

   • 通俗时代：王明《再认识》的思想虽已传播，但更多表现为一种启蒙性的、弥散性的影响。社会思想呈现多元化、甚至略显驳杂的特点，知觉论等思潮亦有较大市场。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民间的实用技艺和朴素的经验总结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国家层面的强力推动。其理性更多是经验性的、自发的。
   • 新政时期：以周衍《文史通义》为代表的新汉学思想体系更趋成熟和系统化。“史理”、“历史阶段论”等概念为社会改革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依据。理性精神从经验层面上升到自觉的、体系化的哲学高度，并试图以此指导国家制度的全面革新。对概念的精确界定、逻辑的严密推演成为主流。

2. 社会改革的力度与系统性不同：

   • 通俗时代：高宗刘逯的“启明新政”更多是顺应民情、释放活力的拾遗补缺式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宽容、务实，着力于恢复社会生产，鼓励民间创造。改革措施相对零散，缺乏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其社会变革更多呈现为自下而上的、局部的、渐进的特点。
   • 新政时期：改革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全面的、系统性的特征。以“熙宁新法”为例，涉及财政、军事、教育、法律等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设立“明算阁”等专业官僚机构，试图以更强的中央权威，运用更精密的“明算”方法，对国家进行系统性重塑。

3. 文化表现形态与核心追求的差异：

   • 通俗时代：文化重心下移，市民文化空前繁荣。文学艺术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情感化、大众化倾向，如白话小说《市井风云记》、司马长风的浪漫主义戏剧等。核心追求在于个体情感的抒发、世俗生活的肯定和对现实的朴素反映。
   • 新政时期：文化领域虽然延续了通俗时代的某些成果（如白话文的继续使用），但更强调理性的建构、知识的系统化和对社会功用的服务。史学、哲学、格物学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如周衍的《文史通义》、李亮的经济史批判等。文化的核心追求转向对规律的探索、对制度的构建和对国家富强的贡献。

4. 科技发展的模式与目标的区别：

   • 通俗时代：技术进步多源于民间工匠的经验积累和自发创新，如公孙仪改良织机。技术成果主要应用于改善民生和提升生产效率，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和支持。
   • 新政时期：国家开始系统性地投入和组织科技研发，如黄河“算水”工程、洛阳“天文与历法新体系研究小组”等。科技发展的目标更具战略性，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如军事、水利、历法等）。《天工格》的颁布标志着标准化生产的初步建立。

5. 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应对态度的不同：

   • 通俗时代：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相对模糊，与“红毛番”等西方海上势力的接触多为零星的商业往来，对其潜在威胁认识不足。
   • 新政时期：“汉荷早期海上贸易冲突”的激化，促使汉朝开始更严肃地审视外部世界的挑战，对海防和西方技术的关注度提升，开始出现借鉴与竞争意识。

四、内在逻辑：从“启蒙发轫”到“理性建构”的必然演进

“通俗时代”与“新政时期”并非截然割裂的两个阶段，而是汉文明复兴进程中承前启后、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

“通俗时代”是思想启蒙和力量积蓄的阶段。王明《再认识》播下的思想种子，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生根发芽，白话文的普及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文化垄断，激发了民间活力，为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准备了民众基础和思想氛围。然而，这种自发的、多元的活力也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某些混乱和思想的驳杂。

当“通俗时代”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内在的矛盾（如新兴工商阶层与传统政治体制的冲突、财富分配不均、民间活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等）日益凸显，社会对更系统、更深刻的变革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此时，新汉学思想在周衍等人的努力下发展到新的高度，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因此，“新政时期”可以视为对“通俗时代”诸多成果的系统化梳理、理性化提升和制度化巩固。它试图将“通俗时代”迸发出的多元活力，纳入国家主导的、更具规划性和效能性的发展轨道。从自发的启蒙到自觉的建构，从多元的探索到系统的整合，是汉代社会在经历了“通俗时代”的“量变”积累后，向“新政时期”的“质变”飞跃的必然逻辑。

五、结论：一体两面，共同谱写汉文明复兴的华章

综上所述，“通俗时代”与“新政时期”是新汉学思想指导下汉文明复兴之路上的两个紧密相连的关键阶段。它们共享着王明思想的启蒙之光，共同致力于摆脱大衰落的阴影，重塑汉文明的辉煌。

“通俗时代”以其文化的多元勃兴、思想的初步解放和民间活力的空前释放，为“新政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前提。它如同一场思想的“热身赛”，激发了社会的创造潜能，也暴露了旧体制的种种弊端。

而“新政时期”则是在此基础上，以更强的国家意志、更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更全面的改革措施，对社会进行深层次的重构。它试图将“通俗时代”的“活力”与“理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汉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这两个时代，犹如汉文明复兴乐章中两个不同节奏但又和谐统一的篇章，共同展现了汉民族在经历磨难后，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和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理解它们之间的承续与嬗变，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汉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复杂演进，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