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戏评汉王》——幽州“燕乐社”的惊世之作与启明风骨
《幽燕百戏考·启明卷》之“燕乐社《戏评汉王》案”
（北平府学教授，前朝遗老 顾亭林 撰于广运十年，公元 945 年，追忆启明旧事）
引言： 启明一朝，高宗皇帝（刘逯）以“通俗”化民，广开言路，虽未及三代之盛，然较之大衰落数百载之沉寂压抑，实有云泥之别。彼时，新汉学之风初起，王明先生《再认识》之思想，如春雨入夜，潜移默化，民间智慧与创造力勃发。幽燕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当此之时，亦不乏惊世骇俗之举。其中，启明二十五年（公元 925 年）幽州城（时为汉朝北方重镇，大致相当于今日北京地区）民间戏班“燕乐社”上演的一出名为《戏评汉王》的杂剧，便是其时言论尺度悄然放宽、社会思潮暗流涌动的一面绝佳写照。
剧情梗概与“指桑骂槐”之巧：
《戏评汉王》一剧，明面上演的是前朝（或更早之分裂时期）某位荒唐藩王的故事。剧中，这位“汉王”（此称谓本身便带有影射意味）不理政事，沉迷声色，信用奸佞，鱼肉百姓，导致封地之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剧中有几折戏，尤为辛辣：
- “明算账房”： 描写汉王府中的账房先生，号称精通“明算”，实则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以各种“精妙算法”做成“太平账”，供汉王挥霍。此折讽刺了“明算”精神在腐败官僚手中的异化。
- “空谈误国”： 汉王召集一群只会吟风弄月、大谈玄理的“清客”议政。这些人对民间疾苦一无所知，却能引经据典，将汉王的暴政粉饰为“与民同乐”、“藏富于民”。此折鞭挞了脱离实际、阿谀奉承的腐儒之风。
- “草民上疏”： 剧中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冒死向汉王上“万言书”，历数民间之苦。汉王初时不屑，后竟被老农的朴实言辞与真挚情感所打动（此为戏剧化处理，赋予一丝希望）。
- “外戚弄权”： 汉王的国舅爷倚仗权势，在封地内横行霸道，其恶行甚至超过汉王本人。
此剧之妙，在于其“指桑骂槐”之手法。表面上演的是“前朝旧事”，然其所讽刺之现象，如官吏贪腐、赋税沉重、言路壅塞、权贵横行等，在启明初年的汉朝社会，亦不同程度存在。幽州百姓观此剧，无不会心一笑，或拍案叫绝，心中自有评判。
上演盛况与官府反应：
《戏评汉王》在幽州“燕乐社”的简陋戏台上演后，竟一炮而红。每日演出，场场爆满。城中百姓，无论士农工商，皆争相观看。剧中一些辛辣的台词，如“算盘一响，黄金万两，百姓遭殃”、“清谈误国，实干兴邦”、“天子脚下，尚有沉冤”，迅速成为街头巷尾的流行语。
此事很快传到幽州刺史耳中。时任刺史名曰宋濂（与前文《启明十五年汴州贩夫的“太平账”》记录者同名，或为同一人，或为家族中人，或为后人借其名以示可信），此人虽非大奸大恶之徒，然亦是循规蹈矩之辈。他闻报后，初则震怒，认为此剧“影射朝政，蛊惑人心，有伤风化”，欲查封“燕乐社”，并将编剧、主演等人下狱问罪。
转折与“高宗遗风”的体现：
正当幽州官府欲采取强硬措施之际，几件事情的发生，使得案情出现了转机：
- 士林舆论的介入： 幽州城内一些受新汉学思想影响的青年士子和开明乡绅，联名向刺史府上书，称《戏评汉王》虽有讽喻，然其主旨在于“警醒世人，劝善惩恶”，且所演皆为“前朝之事”，不应以“诽谤”论罪。他们引用王明《再认识》中“动态的和谐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此处为意译和引申），认为允许民间以戏剧形式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亦是“通俗之治”的应有之义。
- 京师的“春风”： 恰在此时，京师洛阳传来消息，高宗皇帝刘逯在一次与翰林学士的谈话中，提及王明《再认识》时曾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朝廷施政，亦当闻过则喜。若天下皆颂圣德，反非国家之福。朕愿闻民间真实之声，纵有刺耳，亦胜于粉饰太平。” 此番言论，虽非针对《戏评汉王》一事，然其精神传至幽州，无疑对宋刺史构成了某种压力，也让他对处理此案更加审慎。
- 刺史宋濂的权衡： 宋濂本人亦非顽固不化之徒。他私下派人观看了《戏评汉王》，亦知剧中某些情节确有所指，并非全然捏造。若强行禁止，恐激起更大民怨，反与朝廷“与民休息”之策相悖。且“燕乐社”在幽州颇有民望，若处置不当，地方不稳，其乌纱帽亦难保。
最终，宋濂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他传唤“燕乐社”班主及编剧李广才（与前述广运年间洛阳说书人同名，或为同一家族之人，或为后人创作时常用之名），先是严词训诫一番，斥其“言辞轻佻，务须检点”，又令其对剧本中一些“过于露骨”的台词进行修改。然后，便以“下不为例”为由，将此事轻轻放过。《戏评汉王》删改后，得以继续上演，只是言辞略有收敛。
《戏评汉王》案的深远意义：
“燕乐社《戏评汉王》案”虽为一地方性事件，然其折射出之时代意义，却不容小觑：
- 言论空间的渐进式扩大： 相较于大衰落时期的严酷思想禁锢，启明初年的言论环境已大为改善。民间戏班竟敢以“指桑骂槐”的方式讽喻时弊，且最终未遭严厉镇压，这本身就说明了社会控制的相对松弛和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开明。
- 新汉学思想的民间渗透： 无论是剧本创作者的批判精神，还是士林舆论的声援，乃至高宗皇帝的表态，都可见王明《再认识》等新汉学思想已开始对社会各阶层产生影响。其所倡导的理性、实证、以及对民意的关注，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汉朝的政治生态。
- 市民阶层的文化自觉与力量展现： 戏剧的火爆与民众的积极反响，表明新兴的市民阶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开始成为文化舆论的塑造者。他们通过观看和讨论戏剧，表达自身的诉求和对社会现象的评判。
- “软性制衡”的雏形： 尽管此时远未形成制度化的舆论监督，然《戏评汉王》一案及其处理方式，在客观上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了一种“软性制衡”。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会成为民间戏文里被讽刺的对象。
当然，启明时代的言论自由，依然是有限度的、脆弱的，并且带有统治者“恩赐”的色彩。若触及皇权根本或被认为有“谋逆”之嫌，其后果依然不堪设想。然而，“燕乐社”的“惊堂木”（此处借用前典故），确确实实在幽燕大地上，敲响了通俗时代市井议政的先声。这声音，虽然微弱，却也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开放、也更加充满张力的时代的到来。
老夫以为，《戏评汉王》一剧，虽辞藻未必典雅，情节或有夸张，然其所蕴含之“借古讽今，针砭时弊”之风骨，与我汉家“文以载道”、“诗可以观，可以怨”之传统，实乃一脉相承。此亦通俗时代之文化，于粗砺之中，自有其可贵之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