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论》——一位汉家使臣眼中的海外孤悬与中土责任（附后世评议）
《南汉论——兼议我朝对海外汉家联邦之经略方略》
（前鸿胪寺卿，三度出使南海汉家联邦 特命全权大使 卫青 撰于新政六十五年，公元 1165 年）
弁言： 臣卫青，奉使南海凡三度，前后羁旅客途近十载。足迹遍布其所谓“自由城邦”，目睹其政体之奇特，民风之彪悍，商贸之繁盛，舟楫之坚利。归朝之后，每念及此海外孤悬之“汉家天下”，辄感慨万千，亦忧思重重。近读历代典籍及市舶司所藏之南海联邦文书，如其《靖海约法》、《论自由》乃至《碧海弦歌》等市井小说，对其国情民俗，略有所得。今不揣冒昧，斗胆称其为“南汉”，以别于我神州中土之大汉。非敢擅自裂土分疆，实因此称谓更能概括其独特之地位与未来可能之走向，亦便于我朝制定长远之经略方略。
一、 何以称“南汉”？——血脉、文化与“汉魂”之辨
或曰：南海小邦，蕞尔弹丸，偏居海外，何足以“汉”称之？此言差矣。
- 血脉之源，未尝断绝： 南海联邦之民，其先祖多为我中土汉家衣冠南渡之遗民。历经数百年繁衍生息，其血脉相承，容貌言语，与我中土之人，并无二致。此其一。
- 文化之根，盘根错节： 彼邦虽久处海外，然其文字仍用汉字（虽已多用其所谓“南海白话”），其典章制度之构建（如《靖海约法》），亦可见我汉初“明算”及历代法制之影子。其民间风俗，婚丧嫁娶，岁时节庆，亦多沿袭中土旧习。孔孟之道，虽未必为其官方独尊，然其仁义礼智信之念，亦在其社会伦理中时有体现。此其二。
- “汉魂”之认同，虽远亦存： 臣在南海，遍访其耆老士绅，乃至寻常市井之民。问及其根源，多以“汉家后裔”自居，对中原故土，仍怀“北望之心”（虽此心或已淡薄，或夹杂复杂情感）。其城邦之名，如“新洛阳”、“建业埠”，无不寄托对故土之追忆。此“汉魂”之认同，纵隔万里重洋，亦未全然泯灭。此其三。
然其“汉”，又非我中土之“汉”。彼邦历经数百年独立发展，深受海洋商贸文化与周边异域文明之影响，其政体已然共和，其民风更尚自由与实利，其思想亦多有“离经叛道”之处（如其《论自由》一书，骇人听闻）。故称之为“南汉”，既明其源出于汉，亦彰其别立于南，庶几近其实也。
二、 “南汉”之内情：利弊得失之平心观
南海联邦，或曰“南汉”，其国情与我中土迥异，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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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可鉴者：
- 商贸之盛，技艺之精： 其以商立国，舟楫之利，冠绝当世。其造船之术（如“龙江船厂”之规模与分工），航海之技（如“六分仪”之精良与海图之详备），乃至其“船股合资”、“航海保险”等商贸经营之法，皆有我中土所不及之处，值得我市舶司、工部、格物院细加研究，择其善者而仿效之。
- 法治之精神，契约之履行： “南汉”社会，虽民风或有狡黠，然其于商贸往来，极重契约。其《靖海约法》虽于我看来多有不通，然其以“约法”为立国之基，以约束官民行为，此种“法治”之精神，较之我中土某些地方官员以言代法、朝令夕改之弊，或有可取之处。
- 民气之活泼，创新之勇毅： 彼邦之人，因其环境所迫，多具冒险开拓之精神。其于技艺改良、制度创新（如其“议会”、“选举”之制，虽我不敢苟同，然其勇于尝试之心可见），亦不乏大胆之举。此种“民气”，若能善加引导，亦可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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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弊当戒者：
- “共和”之体，实为“寡头”之政： 其所谓“民选”，多为豪商巨贾所操纵；其“议会”，亦不过是各大利益集团博弈之场所。平民百姓，虽有“自由”之名，实则仍受资本与权势之支配。此种“共和”，于我大一统、万民归心之体制，绝不可取。
- 唯利是图，道德沦丧： 商贾重利，本无可厚非。然“南汉”举国上下，皆以牟利为最高追求，则不免导致人心惟危，道义沦丧。其社会中，诚信缺失、欺诈横行之事，亦时有所闻。较之我中土以“仁义”为本，实有天壤之别。
- 思想驳杂，异说横行： 因其门户开放，与海外诸邦交往频繁，故各种“异端邪说”（如其《论自由》、《新汉人论》等）层出不穷，严重冲击其内部之思想统一与社会稳定。若无强有力之主流思想（如我朝之新汉学）加以统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人心离散，国家分裂。
三、 我朝对“南汉”之策：羁縻为表，实利为里，长远图之
南海联邦，名为“南汉”，实为一独立自主之海外势力。我朝若仍以传统“宗藩”待之，期其“俯首称臣”，恐不切实际，亦徒增笑柄。臣以为，对“南汉”之策，当审时度势，内外有别，以“国家实利”为最高准则。
- 名义上“羁縻”与“象征性宗主”： 可继续维持对其“汉王”或“首席执政官”之象征性册封，接受其“银元岁币”（虽微不足道，然亦是“名分”所在）。此举于内可安抚朝野“天朝上国”之情结，于外亦可在我与“南汉”之间，保留一条文化与情感之纽带。
- 经济上“互利”与“控制性依赖”： 继续扩大与“南汉”之贸易，充分利用其航运网络与海外资源，为我所用（如输入我所需之战略物资与白银）。同时，我朝亦当大力发展自身之造船、航海及海外贸易能力，逐步降低对“南汉”之经济依赖，并力争在某些关键领域（如茶叶、瓷器、丝绸之精加工与品牌）形成反向优势。
- 文化上“交流”与“正统引导”： 鼓励双方学者、学子、艺人之交流，然我官方当派遣德才兼备之士，在“南汉”主流社会传播我新汉学之精髓与中华正统文化，以抵消其“异说”之影响，争取其民心之认同，尤其是对其年轻一代之教化。
- 军事上“威慑”与“防范”： 加强我东南沿海之水师建设，提升海防能力，使“南汉”不敢轻举妄动，侵犯我核心利益。同时，密切关注其与泰西“红毛番”及其他海外势力之勾结，严防其成为“引狼入室”之跳板。
- 长远图之：“化其异心，终归一统”（此为理想之愿景）： 虽“南汉”今日已自成一体，然其终究源出华夏。若我中土能持续强盛，文化昌明，制度优越，则“南汉”民心之所向，未必不能如百川归海，终有一日，以某种更为包容与平等之方式（非简单郡县化），重新融入中华之大家庭。此乃数代人之功业，非一朝一夕可成。
卫青结语： “南汉”之存在，于我大汉而言，既是挑战，亦是镜鉴。称其为“南汉”，非欲裂土分疆，乃正视其现实，以求长治久安之策。海外孤悬之汉家子孙，其筚路蓝缕之艰辛，其制度探索之得失，皆值得我辈深思。唯有以开阔之胸襟，务实之精神，长远之眼光，方能妥善处理此“龙与巨舶”之复杂关系，化解潜在之风险，争取最大之国家利益。
（卫青 惶恐再拜上呈）
后世评议（节选）：
（翰林院掌院学士兼《新政通鉴》总编修 刘基于新政九十年，公元 1190 年，批阅此《南汉论》后所加按语）：
“卫仲卿此《南汉论》，卓识远见，实为经略海外之金玉良言。其首称南海联邦为‘南汉’，虽初闻刺耳，然细思之，确有其理。既点明其汉家之源流，又正视其自立之现实，不失为一种务实之称谓。 然其所谓‘南汉’者，其民虽为汉裔，其心实已大异。彼邦久处商海，唯利是尚，其《靖海约法》所立之‘共和’，不过是豪商寡头轮流坐庄之戏码；其《论自由》所鼓吹之‘天赋人权’，亦不过是为其扩张私欲、摆脱中土羁绊张目而已。 仲卿言‘化其异心，终归一统’，此诚为万世谋之宏愿。然老夫观之，南海联邦自废其汉王，行所谓‘彻底共和’（指崇宁三十年后之事），其离心之势已成，欲使其‘终归一统’，恐难于上青天。 我朝对‘南汉’之策，当以‘实力为基，互利为用，防范为要’。既要利用其商贸之便，充我府库，亦要严防其‘异端思想’倒灌中土，动摇我新汉学为本、圣君贤相共治之国体。至于其国中那些鼓吹‘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汉人先为人’之狂悖之徒，我朝更当警惕，切不可使其与我中土某些心怀不轨之‘隐流’遥相呼应，酿成祸患。 卫仲卿此论，虽有其历史局限，然其对‘南汉’内情之洞察，对国家利益之维护，拳拳之心，日月可鉴。可存为后世经略南海之参考。”
(某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汉学社”成员私下批注）： “卫公《南汉论》，名之曰‘南汉’，已是石破天惊！其对彼邦法治、民气之赞赏，虽欲言又止，亦可见其胸襟。惜乎其终究跳不出‘中土正统’之窠臼，仍以‘羁縻’、‘防范’为上策。殊不知，‘自由’、‘共和’之念，一旦播下，如野火春风，岂是人力所能禁绝？刘学士（指刘基）斥《论自由》为‘精神毒药’，忧‘南汉’之‘异端思想’倒灌，此正是心虚胆怯之表现！若我中土真能实现王明先贤所言之‘动态和谐’，使人人皆得其所，个个皆能‘人文化成’，则何惧区区南海之‘异说’哉？依我之见，‘南汉’非我之患，乃我之镜也！其兴衰成败，正可为我中土深化新政，走向真正‘民有、民治、民享’之未来，提供无尽之启示！” (此批注字迹飞扬，墨透纸背，充满了年轻人的激进与理想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