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0-1000年 通俗时代初期：启蒙与变革的序章
时代背景：王明之后的思想余波与社会新态
王明及其《再认识》的问世，虽在其生前影响有限，但在其逝世（约公元925年）后的数十年间，其思想如春雨般逐渐渗透到汉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白话的表达方式使得深奥的哲理得以走出象牙塔，被更多识字的手工业者、商人、中小地主乃至开明官吏所接触和理解。“统合明算”、“实证精神”、“动态的和谐"与"人文化成"等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社会不再仅仅仰望过去的辉煌或沉溺于对衰落的悲叹，一种更务实、更关注当下、更强调个体与群体实践的氛围开始形成。
经济上，经历了数百年的动荡，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工程（如长城的大规模修缮、运河的强制开凿）已难以为继。然而，在相对稳定的地区，农业生产缓慢恢复。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管控的相对松弛和民间需求的增长，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夹缝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各种地方性的市集、专业化的手工业作坊（如丝织、陶瓷、铁器、酿酒等）开始兴盛，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民阶层。
“洛阳工变”（公元901年）—— 通俗时代的催化剂
通俗时代的开启，往往以公元901年（启明元年，一说为高宗刘逯即位元年）爆发的"洛阳工变"为标志性事件。这并非一场旨在推翻王朝的政治暴动，而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权利诉求运动。
起因：
- 赋税过重与摊派不公：长期的国力衰微导致中央财政紧张，而地方官员往往将负担转嫁给日益兴起却缺乏政治话语权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 行业垄断与官方限制：部分官营手工业的垄断以及对民营手工业的诸多限制（如原料采购、产品销售、技术传承等），束缚了其发展。
- 《再认识》的间接影响：王明思想中关于社会公平、个体价值以及"动态和谐"中各阶层应"各得其所"的论述，在市民阶层中产生共鸣，激发了他们争取合理权益的意识。
- 导火索：启明初年，洛阳官府为筹措某项祭祀费用（一说是修缮宫殿），强行向城内各大手工业行会摊派巨额"献金”，并逮捕了几位公开表示不满的行会领袖。
过程与结果： 数千名洛阳手工业者、作坊主及其雇工在激愤之下，停工罢市，并推举代表前往官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废除不合理摊派。期间，部分贫民和对现状不满的市民亦加入其中，声势浩大。新即位的皇帝刘逯（时年二十五岁，后世称汉高宗）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开明。他并未立即采取强硬镇压，而是在听取了部分开明大臣（深受王明思想影响者）的建议后，采取了疏导和对话的策略。
刘逯下诏安抚，释放了被捕行首，并承诺对赋税政策进行审查。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机会，认识到新兴市民阶层和手工业经济的潜力与诉求，开始酝酿一系列更为深远的改革。
“洛阳工变"虽然最终和平解决，但它清晰地表明，汉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力量对比已发生深刻变化。它也为刘逯后续的改革提供了契机和民意基础。
高宗刘逯的改革与"通俗"之治（公元901年 - 公元935年在位）
汉高宗刘逯是一位在汉代历史上评价颇高的君主。他深受王明《再认识》中历史主义和务实精神的影响，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激发社会活力、改善民生、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改革，史称"启明新政"或"通俗之治”。
-
文化与思想的"通俗化"：
- 推广白话教育：下令官方文书和初级教育材料中逐步增加白话文的使用比例。在洛阳等大城市设立"民学馆"，教授基础读写算以及王明的核心思想简编（由其弟子整理的通俗读本）。
- 鼓励通俗文艺：放宽对戏曲、说书、民歌等民间艺术形式的限制，甚至设立官方奖项予以表彰。这使得更多反映市民生活和情感的作品得以涌现和传播。
- 《再认识》的官方推介：刘逯下令将《再认识》列为国子监选修科目，并鼓励官员研读，深刻理解其"实证"、“动态和谐”、“人文化成"的精髓。
-
手工业与商业的扶持：
- 轻徭薄赋：针对手工业者和商人，实行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
- 《工技令》的颁布：制定并颁布了《工技令》，对主要手工业行业的技术标准、学徒制度、质量检验等做出初步规范，旨在保护技术传承和提升产品质量。鼓励成立半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调解纠纷。
- 交通与市场整顿：投入有限资源修缮主要商道，打击路匪，规范市场秩序，设立"平准仓"以稳定部分生活必需品价格。
-
政治体制的"拾遗补缺”：
- “献言直达"制度：允许有声望的学者、地方乡绅、大行会领袖等通过特定渠道直接向朝廷或皇帝本人上书言事，拓宽言路。
- “专才试用"制度：在一些需要专门技能的政府部门（如水利、营造、历算等），尝试打破传统的察举和恩荫，通过实际考核和试用期来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即使其出身不高。
- 精简部分冗余机构：依据"统合明算"的效能原则，对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重叠或低效的官僚机构进行了有限的裁撤与合并。
-
军事策略的调整：
- 刘逯认为，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外动荡后，汉朝的首要任务是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凝聚人心。加之此时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如柔然衰落后的残余部落、新兴的契丹等）尚未形成统一的、压倒性的威胁，南方和西部也相对平静。因此，他决定削减部分常备军的数量，特别是那些屯驻内地、军纪废弛的部队。
- 国防重心转向关键边境地区的要塞防御和精锐机动部队的建设，强调情报收集和外交斡旋。
- 节省下来的军费被用于支持民生改善、教育普及和基础设施建设。
“衰落常态下的韧性”：通俗时代的独特面貌
刘逯的改革，并未能使汉朝一夜之间重回汉武、明章时代的鼎盛武功和广阔疆域。事实上，“通俗时代"的汉朝，在硬实力（如中央财政、军事力量、对边疆的控制力）上可能仍远逊于其先祖。然而，这个时代展现了汉文明在经历重创后的非凡韧性：
- 文化自信的重塑：不再是盲目自大或悲观绝望，而是一种基于对自身历史和现实清醒认识的、更为内敛和务实的自信。王明的哲学提供了思想武器，白话的普及提供了文化工具。
- 社会活力的释放：中央权力的适度"下放"或"留白”，以及对工商业的相对宽容，使得民间社会（尤其是城市）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网络的拓展、市民文化的繁荣，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 重心下移的知识传播：知识和文化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散。实用技艺和通俗读物受到欢迎。
- 地方治理的灵活性：在中央权威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乡绅、行会领袖）在解决地方问题、组织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形成了一定的地方自治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