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启明”年号的百年之惑——兼论通俗时代皇权象征意义的嬗变
释疑：“启明”年号的百年之惑——兼论通俗时代皇权象征意义的嬗变
（国子监 博士，专治汉代礼制与年号源流 欧阳询 撰于新政五十年，公元 1150 年）
引言： 近日批阅馆藏史料，复观通俗时代（约公元 901-1100 年）之文献，一事常萦绕于心，久思不解，今日略有所得，草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此事便是“启明”年号之使用，其跨度之长，指代之广，远超寻常帝王一代之年号，实为我大汉年号制度中一罕见之现象。高宗孝文皇帝（刘逯）于公元 901 年定年号为“启明”，其后，仁宗（刘彻）、英宗（刘询）乃至神宗（刘启）、哲宗（刘煦）、徽宗（刘佶）诸朝之文献中，仍常见“启明 XX 年”之记法，或与本朝年号并行，或作为某一时代之泛称。此现象背后，究竟有何深意？窃以为，非独帝王个人之好恶，实乃彼时政治、文化及社会心理复杂互动之结果。
一、 “启明”之初衷：新时代的序曲与高宗的期许
高宗刘逯，于大衰落百余年之阴霾后登基，其所面临者，乃国力凋敝，民心离散，思想沉寂之困局。“启明”二字，取“开启光明，昭示未来”之意，本身便寄托了高宗及其辅政大臣（多深受王明《再认识》影响）对国家中兴、文明复苏的殷切期盼。 “启明新政”期间，高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解放思想、鼓励工商、普及白话、与民休息的政策，确实为死气沉沉的汉室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启蒙”之风。“启明”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纪年符号，更成为一个代表着告别黑暗、走向开放、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的象征。
二、 思想的烙印：王明《再认识》与“启明精神”的契合
“启明”年号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与王明《再认识》思想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
- 《再认识》的“启蒙”意义： 王明之学，核心在于对汉文明进行“再认识”，破除迷信，回归理性，强调“人文化成”。这与“启明”年号所蕴含的“开启民智，照亮前路”之意，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
- “启明”成为新汉学的时代标签： 随着《再认识》在通俗时代成为显学，人们在提及这一思想解放、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时，自然而然地会使用“启明”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符号。久而久之，“启明”几乎成为新汉学思想发轫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代名词。
三、 政治的考量：后继君主的“合法性”与“政策连续性”
高宗刘逯之后的数代君主，如仁宗、英宗等，其执政理念与核心国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启明新政”的延续和发展。
- 借“启明”之光，彰显正统： 他们沿用或经常提及“启明 XX 年”的记法，客观上起到了强调自身乃高宗开创之“启明盛世”（或其复兴之路）的继承者，从而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民众的认同感。
- 维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之后，社会普遍渴望安定与持续发展。后继君主通过与“启明”这一广受认可的时代符号相关联，亦可向外界传递其将继续推行开明务实政策的信号，以稳定人心，鼓励工商。
- 皇权相对弱势下的“萧规曹随”： 通俗时代初期，皇权尚未完全恢复至盛汉之强势。后继君主在面对强大的士绅阶层、新兴的市民力量以及地方实力派时，往往需要借助前代君主（尤其是如高宗这般有开创之功者）的威望与既定国策的“惯性”，来推行自己的政令。此时，“启明”便成为了一种无需过多解释的“政治正确”。
四、 社会的记忆与文化的惯性：深入人心的时代符号
一个年号若能深入人心，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其生命力便会超越帝王之更替。
- “启明一代”的成长与话语权： 在“启明”年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约公元 901 年至 935 年出生者），在其后数十年中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亲身经历了“启明新政”带来的变化，对“启明”二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著述、交谈、乃至日常生活中，习惯性地以“启明 XX 年”来指代他们所经历的那个重要历史时期，这种习惯会影响到更年轻的一代。
- 通俗文学与民间叙事的强化： 通俗时代白话文学兴盛，许多小说、戏剧、评话在讲述当代或近世故事时，常以“想当年启明爷爷的时候……”或“话说启明多少多少年……”作为开场白或背景设定。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进一步固化了“启明”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鲜明印记。
- “启明”成为衡量后续时代的标尺： 由于“启明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生，带来了相对的开放与繁荣，使得“启明”时期成为后人（尤其是经历过其后某些短暂动荡或改革阵痛期的人们）追忆和比较的一个“黄金时代”参照点。正如后人常言“言必称三代”一般，通俗时代后期的人们，在评议时政或感叹世事时，亦常以“启明盛况”为参照。
五、 年号制度本身的演变与“大时代”纪年的尝试
通俗时代，亦是汉代年号制度本身发生微妙变化的时期。
- 对频繁改元之厌倦： 大衰落时期，皇帝更迭频繁，年号亦如走马灯般变换，不仅造成纪年混乱，亦象征着政局不稳，民心不安。通俗时代的人们，可能对这种频繁改元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厌倦，而倾向于使用一个能够代表较长稳定时期的年号。
- “世纪年号”或“时代年号”的模糊意识： “启明”年号的超长使用，或可视为一种不自觉的向“世纪年号”或“时代年号”（即以一个年号标记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较长历史阶段，而非仅限于一代君主）的尝试。虽然我汉家年号制度仍以帝王更替为主要依据，但“启明”的特殊性，反映了人们在潜意识中，开始以更宏阔的视野来划分历史时期。
六、 何时不再“启明”？——“新政”的自觉与超越
“启明”年号的广泛使用，大约持续到汉徽宗刘佶的崇宁年间（公元 1086 年始）及新政初期。随着“新政”改革的全面展开与深化，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如科举改制、明算阁与格物院的制度化、《高等算学》的问世、黄河“算水”工程的规划等）开始显现其巨大影响。
此时，朝野上下逐渐意识到，国家正在进入一个与“启明”时期既有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全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更强调国家的系统性建设、理性的全面高扬、以及对内对外的积极经略。“新政”本身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更具概括力的时代符号。于是，“启明 XX 年”的提法逐渐减少，而被更为精确的本朝年号（如崇宁、元祐等）以及对“新政时期”的整体论述所取代。
这并非对“启明”时代的否定，而是一种历史的超越。正如王明《再认识》之于旧“明算”，乃是一种扬弃与发展。“新政”之于“启明”，亦是在其基础上，向着更系统、更自觉、更具雄心的方向迈进。
结论：
“启明”年号之所以能在汉代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而长久的印记，远非偶然。它既是高宗刘逯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雄心壮志的体现，也是王明新汉学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它既有后继君主政治考量的因素，也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文化记忆与认同。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通俗时代汉朝社会在告别大衰落、走向复兴的道路上，那复杂而充满活力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图景。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政”的轨道，“启明”的灯火虽渐行渐远，然其所点燃的希望与开创的道路，却已深深融入汉文明的血脉之中，成为永不磨灭的时代乐章序曲。
（欧阳询 于洛阳国子监崇文阁 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