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溪县志·风物考：文院辩坛之兴衰与清谈余波
柳溪县志·风物考：文院辩坛之兴衰与清谈余波
（柳溪县学教谕，兼《柳溪县志》续修主笔，王启年 录于汉仁宗广运十年，岁在乙未，公元 945 年）
概说： 启明一朝，高宗皇帝（刘逯）崇文厚德，民间学风渐起。至启明二十五年（公元 925 年）秋，我柳溪县文院之内，忽起一新风，曰“辩坛”。此坛之设，初为文院诸生及县中好学之士切磋学问、砥砺思想之所。然其发展演变，竟成一时之盛事，亦对本县乃至周边学风，产生微妙而深远之影响。其辩论之法，不类乡间俗务之争，反多效仿古希腊雅典先哲之风，探究玄理，辨析名相。虽于民生实用，裨益不多，然其激荡思想，活跃学说，亦不失为通俗时代一独特之景观。唯其过于“形而上”，渐生清谈空疏之弊，此亦后话矣。
一、辩坛之肇始与规制
启明二十五年（公元 925 年）秋九月，时任文院山长周夫子（周朴，字茂叔，据传为周衍先贤之远亲，然未得证实），感于县中学子虽勤于诵读，然于义理思辨多有不足，遂于文院后进一空旷庭院中，择一古槐之下，垒石为台，高约三尺，宽可容三人并立，名之曰“辩坛”。
辩坛之规制，初时简朴，后渐成章法：
- 开坛之日： 每月逢初一、十五，或遇节庆雅集，则开坛辩论。
- 主辩之人： 由文院山长或县中宿儒、名士担任“坛主”，负责订立辩题，主持秩序，并于终了略作点评。
- 辩论之士： 凡文院诸生、县学学子、乃至县中其他士农工商各色人等，只要略通文墨，有志于学，皆可报名参与，或为正方，或为反方，亦可为听众。
- 辩论之法： 每场辩论，择二人或数人为正反两方主辩，其余人等可于其陈述之后，起而诘问、补充、或另立新说。其间唇枪舌剑，引经据典，面红耳赤而未失雅度。
- “唱票”之新奇： 此为辩坛一大特色。每当一轮辩论胶着，或双方皆言之成理，难分轩轾之际，坛主或会提议“付诸公议”。此时，便有专司记录之文院书吏，取来黑白石子（或豆子）若干，分发与在场之听众（凡年满十六，能解辩题大意者皆可）。听者以手中石子投入预设之陶瓮（黑瓮代表反方，白瓮代表正方）。待投毕，坛主当众开启陶瓮，由书吏一一检视石子，“唱票”计数，以多寡定某方之论“暂为众人所纳”。此“唱票”之举，非为选举官吏，亦非决断乡务，乃戏仿古贤“游心太虚”之举，以黑白石子投入瓮中，多者为胜，或曰此论更近“真意”。坛主常言：“此非定论，乃集思广益，观风向，探人心也。”
二、辩题之玄远与“唱票”之新意
辩坛所议之题，其一大特点便是“玄远”而非“切近”。极少论及本县之田赋水利、市井管理、邻里纠纷等乡俗民情。坛主周夫子以为，此类俗务，自有县衙官吏处置，辩坛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探究“大道之源，人性之本”。
故其辩题，多围绕：
- 宇宙本体论： 如“天地未开，是为无极抑或太极？”“气与理孰先孰后？”“万物之生灭，为循环往复抑或线性演进？”
- 人性善恶论： “人之初，性本善乎？性本恶乎？抑或无善无恶，待教化而成？”“七情六欲，为天性使然，抑或后天习染？”
- 知行关系论： “知难行易乎？知易行难乎？抑或知行本一，不可分割？”
- 对新汉学思想的阐发与辩驳： 王明先生《再认识》一书，此时已在我县士林中有所流传（多为手抄本或节选本）。辩坛之上，常有人围绕“统合明算”、“动态的和谐”、“人文化成”等概念，展开激烈辩论。或赞其“烛照千年暗夜”，或疑其“空悬理想，难于实行”。甚至有人将李壹先师《新易》中“天理已死，记天求实”之论，与王明之学说进行比较，争论其高下同异。
- 对历史兴衰之哲思： “汉室盛衰之根源，在于制度乎？人心乎？抑或天数使然？”“明算之学，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间得失，可为今日之鉴否？”
此类辩题，听之固然高妙，然于寻常百姓而言，不啻于“天书”。即便是参与辩论之士，亦多为逞口舌之利，炫学识之博，未必真能探得玄理之万一。
至于那“唱票”之法，初时确也新奇。乡民闻之，亦有好事者前来围观，见那书生秀才们为一句半解之“玄言”，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投石子多少定“胜负”（实为“众意所向”），皆引为趣谈。此举虽非为定是非，然亦在一定程度上，使听众有了“参与感”，仿佛自己亦能为“大道”之争，投下神圣一“票”。久而久之，一些常来听辩的市井小民，亦能对某些“玄词丽句”品头论足一番，学堂之活跃度因此极大提升，一改往日沉闷之气。
三、清谈之风盛与“形而上”之暗流
辩坛之设，凡十数年，柳溪县论文衡艺之风，确为之一振。文院诸生，不再满足于死记硬背，亦开始尝试独立思考，大胆诘问。县中学风，较之周边州县，更为活泼开放，亦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学之士前来观摩交流。
然此辩坛之风，日久亦生流弊。盖因其所辩者，皆高蹈玄远，不涉民生稼穑之实。久而久之，文院学子与县中部分士人，渐染魏晋清谈之习。他们沉溺于“名相之辨”、“义理之考”，对窗外之事，漠不关心。乡中偶有耆老，询以“今年秋收几何？”“渠堰何日当修？”，坛上诸公竟多茫然不知所对，或以“此乃俗吏之事，非吾辈所当劳心”为辞。
更有甚者，一些辩才出众之士，因在辩坛之上屡屡“胜出”（即其所持观点，多次获得听众“票决”之多数），便自视甚高，以为已窥“宇宙之真谛”，言谈举止，愈发轻狂傲慢，视寻常百姓为“土芥”，视生产劳作为“鄙事”。他们或三五成群，于酒楼茶肆，继续其“玄远”之辩，或闭门著书，阐发其“一家之言”，其文辞愈发古奥，其义理愈发晦涩，渐成一种脱离现实、自我循环之“形而上学”暗流。
此风之下，柳溪县虽名士辈出，然于地方治理、民生改善，却少有实际建树。县中农田水利，多年未有大修；市井盗匪，时有出没；学堂虽多，然多教“玄谈”，少授“实学”。
四、老叟之忧思：空谈误县，其鉴不远
启年窃以为，文院辩坛之设，其初衷固善，于启迪民智，活跃学风，亦有其功。然其辩题之选择，过于偏离民生之本，过于沉溺“形而上”之虚妄，终至“清谈误县”，此亦为一深刻之教训。
王明先贤《再认识》之学，其核心在于“统合明算，实证求真，人文化成，动态和谐”。其“明算”与“实证”，皆强调与现实之紧密结合；其“人文化成”，亦指通过具体之实践，改造社会，提升人文。若将此等思想，仅仅化为辩坛之上“口舌之争”，而无“躬行之实”，则与画饼充饥何异？
嗟夫！古希腊雅典之辩，虽亦多玄思，然其亦有梭伦立法、伯里克利治邦之实功。若我柳溪辩坛之士，能将此等辩才与智慧，稍用于关注乡土民情，研究农桑工贾之改良，则何愁我柳溪不兴，百姓不安哉？
空谈之风，易起难遏。愿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此辩坛之兴衰余波，当为我柳溪后人之一戒也。
(王启年 谨识于广运十年柳溪县学退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