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闻录：启明初年的“扶桑逆书案”——兼论藤原玄信的阴谋与覆灭
记述者：前大理寺评事，致仕归乡 宋濂（成稿于广运五年，公元 940 年，追忆启明旧事）
序： 启明之初，天下甫定。高宗皇帝（刘逯）以仁孝治国，锐意革新，欲扫大衰落数百年之阴霾，重振汉家声威。当此之时，朝廷始推王明先生《再认识》、并有限度地解禁李壹先师《新易》之研习，以期开民智，正人心，此诚万世之善政也。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总有那么一些宵小之徒，或心怀叵测，或利欲熏心，竟欲借先贤之名，行乱国之事。老夫当年忝列大理寺，曾亲历一桩耸人听闻之“扶桑逆书案”，其案犯之险恶，言辞之煽惑，至今思之，仍不寒而栗。
一、 “隐龙”藤原玄信与洛阳城的地下书坊
启明三年（公元 903 年），洛阳城中悄然出现了一家名为“古今鉴”的小书坊。坊主自称姓“龙”，名“隐”，号“东海散人”，言谈举止颇有几分学问，又兼善经营，书坊生意倒也过得去。此人能言善辩，常与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落魄士子、失意军官、甚至市井无赖往来，于酒后茶余，高谈阔论，臧否人物。
此“龙隐”者，便是后来震惊朝野的扶桑奸细——藤原玄信。
据案发后查证，此藤原玄信，乃扶桑国（日本）某权臣之后。其国自前朝以来，国力渐强，对我大汉虎视眈眈，常遣“学问僧”、“贡使”等名目之人，潜入我境，刺探情报，伺机作乱。藤原玄信便是其中之佼佼者，他汉话说得极为地道，诗文也颇有功底，又对我汉家典籍多有涉猎，潜伏洛阳多年，竟无人察觉其真实身份。
启明初年，高宗皇帝采纳翰林学士柳宗元等人的建议，开始在官方层面推广王明先生的《再认识》，并允许民间在“正确引导”下研究李壹先师的《新易》残篇（主要是其逻辑推演部分，而非可能被误读的“天理已死”之激进论调）。朝廷此举，本意在于以新汉学之理性精神，重塑社会价值，凝聚人心，为进一步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藤原玄信见状，顿觉有机可乘。
二、 曲解先贤，煽风点火：“逆书”《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论》的诞生
藤原玄信在其“古今鉴”书坊的密室之内，纠集了一批心怀怨望、不明真相之人，开始秘密撰写并刻印（用的是简陋的木活字或手抄）一批小册子。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恶毒的，便是一本题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论》的“逆书”。
此书开篇便打着“阐发王明、李壹先贤微言大义”的幌子，实则处处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以售其奸：
- 曲解王明“人文化成”： 王明先生言“人文化成”，强调人之主体性与创造力，以推动文明进步。藤原玄信却将其歪曲为“天下万民皆可为尧舜，刘氏何德何能，独霸天下数百年？”他煽动说：“高宗小儿，黄口竖子，亦不过一凡夫俗子，凭何高坐龙椅，发号施令？《再认识》已明示，人人皆可‘再认识’这天下之主！”
- 滥用李壹“天理已死”： 李壹先师说“天理已死，记天求实”，本意是破除玄学迷信，重塑理性认知。藤原玄信却将其解释为：“既然天理已死，则君权神授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刘氏之天下，乃篡夺而来，天不佑之，民可伐之！”
- 挑拨阶级矛盾： 他将《再认识》中对“明算”异化和贫富差距的批判，无限放大，称“朝廷推广《再认识》，不过是麻痹我等之烟幕。其所谓‘动态的和谐’，实则是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高宗之新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依旧是盘剥我等小民的旧算盘！”
- 煽动暴力革命： 书中充斥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的煽动性言辞，并暗示扶桑国将“顺天应人，吊民伐罪，助我汉家百姓，重开新天”。他甚至编造谶纬，说什么“东方日出，紫气东来，真命天子将出于海东”云云。
这些“逆书”印制粗糙，售价低廉，甚至免费散发，通过地下渠道，在洛阳及周边地区的市井之间、军营之内、乃至部分对新政不满的旧派士人中流传，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时间，人心浮动，谣言四起。
三、 “算水社”的警觉与大理寺的雷霆出击
藤原玄信的阴谋，最初是由洛阳一个名为“算水社”的民间学术团体察觉的。“算水社”的成员多为一些敬仰王明、李壹，致力于研究“统合明算”以应用于水利、农桑等实务的学者和工匠。他们发现市面上流传的这些小册子，虽然打着王、李的旗号，但其论调与先贤思想之精髓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悖，其中逻辑混乱，用心险恶。
“算水社”社长，一位名叫萧诚的老格物匠，曾亲聆王明先生教诲。他仔细研读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论》后，拍案而起：“此獠断章取义，歪曲圣贤，包藏祸心！王公若在，必斥其为国贼！李师若闻，亦当唾其面！”他随即联络了几位社友，一面搜集这些“逆书”的刻印地点和散发网络，一面上书大理寺和京畿府，揭露此事。
此时，高宗皇帝对这些地下暗流亦有所察觉。他虽倡导言路开放，但绝不容忍旨在颠覆社稷、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他密令大理寺卿石崇彻查此事。
石崇得“算水社”举报，如获至宝，立即调集精干力量，顺藤摸瓜。启明七年（公元 907 年）冬，大理寺与京畿府兵马联合行动，一举捣毁了“古今鉴”书坊及其设在城郊的秘密印刷窝点，当场抓获藤原玄信及其核心同党十余人，缴获“逆书”数千册及大量与扶桑国联络的密信、军备图（多为粗略绘制的城防图）。
四、 真相大白与扶桑狼子野心之昭彰
藤原玄信被捕后，初时还想狡辩，自称“汉家遗民，忧国忧民”。然在如山铁证（特别是那些扶桑密信）面前，其真实身份暴露无遗。
原来，扶桑国自大衰落时期汉朝国力衰微以来，便一直觊觎我中原富庶。他们认为汉室已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只需轻轻一推，便可取而代之。藤原玄信等潜伏人员的任务，便是在汉境内制造混乱，煽动民变，为扶桑将来可能的入侵制造内应。朝廷推广王明、李壹著作，本是利国利民之举，却被他们视为“可乘之机”，妄图利用民众对新思想的渴求和对现实的不满，来达到其险恶目的。
真相大白，朝野震动。那些曾被藤原玄信蛊惑之人，无不悔恨交加，痛斥扶桑狼子野心。高宗皇帝下令，将藤原玄信及其主要同党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同时，下诏嘉奖“算水社”诸贤，称其“明辨是非，忠勇可嘉，实为我汉家‘实证精神’之楷模”。
五、 “扶桑逆书案”的警示与反思
“扶桑逆书案”虽以奸细伏法告终，然其留下的警示与反思，却极为深远：
- 思想的武器亦可伤人： 王明、李壹的学说，本是启迪民智、推动进步的良药。然若被别有用心之人曲解利用，亦可成为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的毒药。这警示我们，在推广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时，都必须警惕其被歪曲和滥用的风险。
- 警惕外部势力的渗透与干涉： 扶桑国之阴谋，提醒我们，国家虽行开放包容之策，然亦需时刻警惕外部势力以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为名，进行渗透颠覆活动。
- 民众理性辨别能力的重要性： 此案亦暴露了启明初年，部分民众和士人对新思想的理解尚浅，容易被煽动性言辞所迷惑。“算水社”的清醒与果敢，弥足珍贵。这也促使朝廷进一步加强对新汉学思想的正确阐释和普及教育。
- 开放与管控的平衡： 此案后，朝廷并未因噎废食，全面收紧言论。高宗皇帝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之争鸣，只要不危害国家根本，亦有助于廓清谬误，明辨真理。但他同时也下令加强了对出版印刷行业的管理，并设立了专门机构（如“弘文馆校理司”），负责审阅重要出版物，防止“逆言邪说”的传播。
“扶桑逆书案”是汉代通俗时代初期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较量。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新生事物的脆弱，也照出了阴谋者的丑恶，更照出了理性与正义的最终力量。它并未能阻止新汉学思想的继续传播和汉朝社会的持续进步，反而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思考：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如何坚守理性的航向，警惕暗流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