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广运茶楼的“拍案惊堂木”——市井议政的先声
记述者：前翰林院编修，致仕乡贤 费青云 （撰于应历初年，公元 972 年，回忆广运年间旧事）
老夫致仕归隐林泉，回首前尘，广运年间（汉仁宗刘彻，公元 936 年-970 年）洛阳城中的一桩旧事，至今思之，仍觉意味深长。此事不大，却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足证启明新政之后，我大汉言路之渐开，民气之渐舒，实非虚言。
广运十五年（公元 950 年）春，洛阳城南最是热闹的“悦来茶楼”（此为化名，其时此类茶楼甚多），每日里茶客盈门，说书唱曲，好不热闹。茶楼里有一位说书先生，姓李名广才，生得一副伶牙俐齿，又好读些王明先生的《再认识》通俗本和新出的白话小说，肚子里有点墨水，更兼一副侠义心肠，常在说书的间隙，借古讽今，臧否人物，针砭时弊。
那日，李广才说的是一段前朝昏君误国，忠臣遭戮的旧事。说到激愤处，他把醒木（即“惊堂木”，说书人用的道具）往桌上重重一拍，朗声道：“列位看官，这前朝之事，不过一面镜子！如今市面上物价飞涨，说是‘动态和谐’，可俺瞧着，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这‘和谐’到底和了谁的谐？官府征收‘城市建设税’，说是为了洛阳城更齐整，可俺瞧着，齐整的是官老爷的荷包，遭殃的是咱小老百姓的米袋子！这不明摆着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嘛！”
此言一出，满堂茶客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彼时，通俗时代已历数十年，市民阶层见识渐广，对朝政也并非一无所知。《再认识》中“实证精神”、“人文化成”等理念，已通过各种渠道深入人心，民众对于何为“善政”，何为“弊政”，心中自有一杆秤。李广才这番话，无疑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然而，麻烦也随之而来。茶楼中恰有几名便衣的京畿府差役（俗称“白役”）在座，闻听此言，脸色大变。他们认为李广才“妖言惑众，非议朝政”，当即将他拿下，连同那块“惹祸”的惊堂木，一并押往京畿府大牢。
此事迅速在洛阳城传开。百姓议论纷纷，多有为李广才抱不平者。“悦来茶楼”的掌柜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托人说情。一些常去听书的士子（其中不乏受新汉学影响的青年学子）也联名上书京畿府尹，称李广才“虽言辞激烈，然其心可悯，所言亦非全然无据，不过市井小民一时之愤，恳请府尹大人明察，宽宥则个。”
京畿府尹姓张名德元，倒也并非糊涂之辈。他深知高宗皇帝（指刘逯）以来，朝廷对民间言论相对宽容，若将此事小题大做，恐激起民怨，反为不美。他先是斥责了李广才几句“不知轻重，妄议国是”，又将其关押了数日，略施薄惩。
关键在于后续的处理。张府尹并未急于定罪，而是派人暗中查访民情，发现洛阳市民对李广才所言之事，确实多有共鸣。他又咨询了国子监的几位老先生，其中一位曾参与整理王明《再认识》白话注释本的老儒私下进言：“府尹大人，启明新政以来，民智已开，堵不如疏。市井小民之言，或有偏颇，然亦可为朝廷察纳民情之一途。若因言获罪，恐失人心，亦与王明先贤‘动态和谐’之旨相悖。”
张府尹思虑再三，最终决定将此事“冷处理”。他将李广才释放回家，那块“惊堂木”也一并发还，只是告诫他日后说书，“当谨言慎行，多颂圣德，少发牢骚。”
此事看似就此了结，然其后续影响却不容小觑：
- “拍案惊堂木”的象征意义：李广才的那块惊堂木，在百姓眼中，竟成了“敢言”的象征。事后，洛阳城内不少说书人，在说到敏感话题时，也学着李广才的样子，故意将醒木拍得山响，仿佛在说：“俺也敢说真话！” 官府对此，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太出格，便不再轻易干涉。
- 茶楼议政之风渐盛：此事之后，洛阳各大茶楼酒肆，谈论时政的尺度似乎也悄然放宽了一些。百姓们在茶余饭后，评论官吏好坏，议论政策得失，已不再像从前那般畏首畏尾。虽然离真正的“言论自由”尚远，但较之大衰落时期的万马齐喑，已是天壤之别。
- 对官员的潜在警示：李广才虽是小人物，然其言论能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响，也让一些地方官员意识到，民意不可轻侮。在推行政策时，多少会顾忌一些民间的反应。
- 新汉学思想的实践印证：此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新汉学思想的社会影响力。“人文化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道理，它正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统治者的治理思路。
当然，广运年间的言论空间，依然是有限度的，绝非可以畅所欲言。若触及皇权根本或有明显“悖逆”之言，官府依然会严厉镇压。但李广才“拍案惊堂木”一事，如同一扇半开的窗户，让人们看到了通俗时代汉朝社会言论生态正在发生的微妙而积极的变化。这“惊堂木”一响，敲出的不仅是说书人的愤懑，更是市井之间渴望表达、渴望参与的先声。
后世有评史者言：“启明之后，汉祚之所以能延续百年，除却经济民生之渐复，思想文化之活跃亦为关键。广运茶楼一案，虽小道末技，然可观民心向背，亦可察时政宽严。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通俗之世，其治者或已初明此理矣。”
老夫以为，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