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元祐宫议——千年帝祚的嬗变与“共治”之尝试

记述者：当朝史官 赵彦（成文于新政三十五年，约公元1135年）

悠悠汉祚，自武侯北伐中兴，光复炎汉旧物，倏忽已近九百载。九百载风雨，帝座之上，人物几易，气象亦随之流转。忆昔景耀明堂，文帝（刘琥）以明算亲考百工，宣帝（刘翊）于太和殿中，与格物鸿儒辨析天人之际，皇权之赫，与明算之光，相得益彰，此乃汉室鼎盛之风仪。然盛极必有其渐，宁康之弛，元兴之乱，永光之哀，皇纲解纽，明算失其魂，致使汉祚几近倾颓。幸有李壹振聋发聩，王明继起重塑，汉家文明方于瓦砾之中，重寻生机。

及至元祐年间（公元1041-1085年），哲宗皇帝刘煦临朝。此时之汉室，已非昔日一言九鼎之格局。通俗之风吹拂近二百载，商贾势力崛起于东南，工坊之利遍及中原，洛阳、建业之市民阶层，其声亦不容小觑。更有王明、周衍等先贤奠基之新汉学，其“实证”、“动态和谐”、“人文化成”及“史理”之说，早已深入人心，潜移默化间，重塑朝野之观念。哲宗所面对者，乃是一个百业勃兴，思潮激荡，利益多元之复杂世局。

史载元祐六十一年（公元1086年），哲宗刘煦有感于国内赋税争议日增，南北水利之议纷纭，兼之新兴工商阶层与传统士族地主之矛盾渐显，遂纳翰林学士兼格物院祭酒周衍之议，下诏设立“元祐议政会”。诏曰：“天下之务，非一人之智所能穷尽。祖宗以明算治国，然世异时移，算亦当有新解。今设议政会，广纳贤言，以求万民和谐，国运昌隆。”

此议政会之构成，实为汉制之创举。成员二百人，除宗室勋贵、三省六部长官外，赫然列有格物院硕学十人，泉府司（国家财政金融机构）主事五人，更特选江南苏氏（丝织）、泉州蒲氏（海贸）、洛阳李氏（铁器）等商贾巨擘及各地著名工坊行会之总领十五人。此乃“工商与士同议国是”之破天荒也。议政会每月初一、十五于崇政殿偏殿集议，皇帝或亲临，或遣太子听政。所议之事，小至一地水利之兴修，大至盐铁之专营、对外贸易之策，皆可畅所欲言。

尝记元祐六十三年（公元1088年）夏，议政会曾有一场载入史册之激辩。时朝廷拟开凿沟通南北之新运河，以利漕运及北疆军需。然此策涉及征用民田甚广，耗费巨大。会上，户部尚书力陈财政之艰，言此举恐动摇国本；工部侍郎则出示详尽之“明算图表”，论证运河之长远效益；格物院学者则从地质水文角度分析工程之可行性与潜在风险。而来自江南之丝织业巨头沈万通，则大胆直言，运河若改道南行，虽初期投入更大，然可联通东南数个新兴工业城镇，其商贸之利，远胜北向；并当场呈上由其幕僚绘制之“商路水文综合考量图”，其数据之详实，论证之严密，竟不输官府。哲宗皇帝静坐聆听，时而发问，不偏袒任何一方。最终，采纳折中方案，并责成泉府司与民间商会共拟“工程债券”之法，以解资金之困。

此“元祐宫议”之出现，意义深远。或有守旧老臣私下议论，谓“天子垂拱，何需与商贾议政，此乃损皇室威仪之举”。然吾辈治史者观之，此非皇权之削弱，实乃皇权在千年演变中，为适应社会发展而采取之明智调适。昔日景耀明堂，先帝以明算考问群臣，乃上智驭下之风。今日元祐宫中，哲宗集众智以决大策，未尝不是新汉学“动态和谐”理念之体现。天子不再是全知全能之圣哲，而更像是一位高明的“总设计师”与“仲裁者”，在多元利益格局中，寻求国家整体利益之最大化。

此亦可见，汉室皇权之嬗变，非一蹴而就。自大衰落后，皇权之“神圣”光环已然褪色，李壹“天理已死”之论，王明“历史主义”之观，周衍“帝王职司说”之辩，皆从不同层面消解了君权神授之旧说。刘氏子孙若欲延续国祚，必寻新途。哲宗刘煦之“议政会”，正是以更开放、更包容之姿态，吸纳新兴社会力量，重塑皇权合法性之重要尝试。虽其议政会仅为咨询性质，然其开启之风气，对后世影响甚巨，为“新政”时期诸多制度革新，埋下了伏笔。

元祐宫议，诚为汉祚千年演化中一重要节点。它昭示着，即便古老如汉室，亦能在时代洪流激荡之下，展现其“苟日新，日日新”之生命力，于变局中开新局，此汉家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之奥义所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