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乌有乡记异——均产风暴中“桃花源”的幻灭与被遗忘的荒诞
乌有乡记异——均产风暴中“桃花源”的幻灭与被遗忘的荒诞
（原载于《建平郡志·风闻录补遗》，作者佚名，或为当地一幸存之刀笔小吏。成文于建平二十五年，公元 503 年左右。此文后因“事涉荒诞，有伤风教”被官方删削，仅有残篇流传于某些私人藏书夹页之中，直至启明后方被重新发掘整理。）
序： 建平年间，天下纷扰，“均产”之火燎原。其间，豪杰并起，泥沙俱下。有真心为民者，亦有趁乱渔利者。然若论其理想之“纯粹”与结局之“荒诞”，莫过于荆州南部，某偏僻山谷之中，由自号“天公将军”之张曼才所建之“乌有乡”。此乡之立，本欲仿上古大同之世，建一人间桃花源。然其所行，却因违逆天理人情，终至南柯一梦，徒留笑柄与血泪，其事亦渐为世人所淡忘，仿佛从未存于此世。
一、 “天公将军”张曼才与“乌有乡”之肇建
张曼才，其人来历不详。或曰为太平道（若此世界有类似黄巾之早期宗教运动）残部，或曰为一落魄书生，读了几卷《均田策》便自以为得道。此人颇有口才，能言善辩，又兼一副悲天悯人之态，于永光末年（约公元 470 年代）“均产风暴”席卷荆南之时，聚拢流民数千，占据了一处名为“云梦泽”的易守难攻之地。
张曼才对众宣称，此地将为“人间天国，地上大同”，并将其更名为“乌有乡”。其乡中规制，可谓“彻底平均”：
- 一切财产归“天公”所有： 土地、房屋、农具、牲畜、乃至锅碗瓢盆、针头线脑，尽数收归“乡公社”所有，个人不得私藏。
- 按需分配，各尽所能： 设立“公仓”、“公厨”，乡民每日按人头领取口粮衣物，集体劳作，集体饮食。张曼才声称“能者多劳，不计报酬；需者多取，不虞匮乏。”
- 废除家庭，子女公养： 为彻底消灭“私”念，张曼才甚至一度试图废除传统家庭，将孩童集中于“育婴堂”抚养，由专人照管。
- 思想统一，唯“天公”是从： 乡中每日组织学习张曼才编纂之《大同真经》（内容多为对“均产”理念的极端化解读，辅以一些神神叨叨的“天启”之言），乡民言行思想，皆需与“天公将军”保持一致。
二、 初期的“繁荣”假象与“亩产万斤”的奇迹
“乌有乡”建立之初，因其分配制度对一无所有之流民确有吸引力，加之张曼才善于鼓动，乡中确也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人人高唱“天公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盖因已无“遗”可拾）。
为向上级“均产联军”（若有此松散联盟）或周边其他势力展示其“大同盛世”之优越，张曼才及其核心“公社干事”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放卫星”之举：
- “公社试验田，亩产万斤粮”： 公社干事们将最好的一块水田，集中全乡最优质的肥料（甚至不惜拆毁部分民居取其墙土），投入数十倍于常的人力日夜精耕细作。收获之时，则将周边数亩之稻谷，暗中移栽并入此“试验田”，然后敲锣打鼓，宣告“天公神力显圣，试验田亩产稻谷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二斤！”此等“神迹”通过刻意安排的“参观者”口耳相传，一度令周边地区的饥民对“乌有乡”趋之若鹜。
- “母猪赛大象，一胎生百宝”： 畜牧场亦不甘落后。他们将数头母猪同日产下之猪仔，尽数归于一头体型最为肥硕之母猪名下，宣称此乃“天公福佑之神猪，一胎能产百余头”。并牵着这头“英雄母猪”四处巡游，以彰显“乌有乡”物阜民丰。
- “人人习武能蹈火，个个读书会咏诗”： 为体现“乌有乡”民众之“全面发展”，张曼才下令，所有青壮年男子白日劳作，夜间必须参加“天公武堂”操练（实则不过挥舞木棍农具，虚张声势）。所有孩童与部分妇女，则需进入“大同书斋”，背诵《大同真经》及张曼才所作之“天公歌谣”，并对外宣称“乌有乡已无文盲，人人皆能引经据典”。
这些荒诞的“奇迹”，通过公社干事们的层层瞒报与刻意宣传，一度使得“乌有乡”声名远播，成为“均产理想”的“光辉典范”。张曼才本人亦因此在“均产”阵营中地位大增。
三、 假象的破灭：人性的反噬与制度的崩溃
然而，建立在谎言与高压之上的“桃花源”，终究是海市蜃楼。不出三五年，“乌有乡”的种种弊端便暴露无遗：
- 生产效率低下，物资极度匮乏： 在“大瓢饭”与“平均主义”之下，乡民普遍“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辛勤耕耘者与懒惰懈怠者所得无异，使得劳动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农田因缺乏精细管理而产量锐减（除那块“试验田”外），手工业几近停滞。曾经能勉强维持的“按需分配”，很快变成了“按无分配”，公仓日益空虚。
- 管理混乱，特权滋生： 张曼才及其亲信“公社干事”们，虽高喊“天下为公”，然其自身却逐渐享有特权。他们居住在最好的房屋，享用“公仓”中优先供应的物资，其子女亦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照顾”。这种新的不平等，迅速引发了底层乡民的不满与怨恨。
- “公养”制度的失败与人伦的凋敝： “子女公养”的尝试，因缺乏足够的物资保障和专业的抚育人员，导致“育婴堂”内孩童死亡率极高，且亲情隔断，人伦淡漠。此举最终因遭到乡民（尤其是妇女）的强烈抵制而被迫中止。
- 思想禁锢与告密成风： 为维持其统治，“乌有乡”内部实行严酷的思想控制。凡对“天公将军”或“大同真经”稍有微词者，轻则被批斗，重则被驱逐或秘密处死。乡中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彼此猜忌。
- 天灾人祸下的不堪一击： 建平二十二年（公元 500 年）左右，荆南地区遭遇一场大旱，紧接着又是瘟疫流行。“乌有乡”这种高度集中的、缺乏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弹性的组织模式，在天灾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因前期瞒报产量、虚耗储备，导致灾情发生后，公仓无粮可济，乡民大批饿死、病死，或铤而走险逃离“乌有乡”。
四、 “桃花源”的血色黄昏与历史的尘封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张曼才非但没有反思其制度之弊，反而将一切归咎于“乡民觉悟不高”、“旧势力暗中破坏”，以及“天降考验”。他愈发偏执多疑，手段也愈发酷烈。他下令在乡中大搞“肃反运动”，清除“异己分子”，试图以高压恐怖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最终，在建平二十四年（公元 502 年）秋，一群不堪忍受饥饿与压迫的“乌有乡”乡民，在几名原为“天公武堂”小头目的带领下，发动暴动。他们冲入“公社衙署”，将张曼才及其核心干将尽数杀死。随后，幸存的乡民瓜分了公仓中仅存的少量物资，作鸟兽散，“乌有乡”不复存在。
“乌有乡”的悲剧，在当时“均产风暴”的无数血与火的故事中，并非孤例。然其“理想”之极端与实践之荒诞，尤为突出。
后世影响与官方态度： “乌有乡”覆灭后，其事迹在周边地区以“笑谈”或“警世故事”的形式流传。然因其过程过于荒诞不经，且与“均产”运动整体的悲壮叙事有所不同，故在官方史录中，多被刻意忽略或简单斥为“妖寇作乱”。 即便是后来高宗刘逯推行“启明新政”，鼓励反思历史之时，对“乌有乡”这类“均产”运动中的极端案例，亦多采取“冷处理”的态度。或因其揭示了人性中某些难以克服的弱点，或因其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构想都构成了深刻的讽刺。 因此，“乌有乡”的故事，以及那些“亩产万斤粮”、“母猪赛大象”的荒唐“奇迹”，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成为一段被刻意遗忘的插曲。只有在某些地方县志的残篇断简，或民间老人口述的零星记忆中，方能寻得其些许模糊的影子。
**(佚名氏谨按：乌有之事，虽近乎滑稽，然其所以败，非独曼才之过，亦在于其强拗人性，逆施倒行。凡为政者，若不察民情之所向，不循事物之常理，徒以空想构建楼阁，则其倾覆，亦不远矣。此亦“明算”之真谛，在于“实事求是”，而非“凭空臆造”也。后之览者，亦当以此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