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苏轼（字子瞻）——新政名臣的璀璨与悲歌
人物志：苏轼（字子瞻）——新政名臣的璀璨与悲歌
（洛阳国子监 史学博士 司马康 撰于新政八十年，公元 1180 年）
概述：
苏轼（字子瞻，世称苏大学士，约生于汉哲宗元祐五十五年，公元 1080 年，卒于新政五十八年，公元 1158 年），乃我大汉“新政与理性复兴时期”一位才华横溢、影响深远之重臣、文学巨擘与思想探索者。其早年以卓越之才学，积极投身“新政”改革，于财政、律法、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为“新政”盛世之奠基立下汗马功劳。其诗文汪洋恣肆，雄健清新，一扫通俗时代之俚俗与前代之浮靡，开创“新政文学”之一代新风。然其晚年，因思想过于深邃敏锐，目睹“新政”推行中之流弊与社会深层矛盾之难解，加之其个人遭遇之坎坷，竟至心力交瘁，言行渐趋“疯癫”，最终郁郁而终。其一生之璀璨与悲歌，实为“新政”时代复杂性与思想张力之缩影。
早年得志与“新政”干将：
苏轼出身于蜀中一个累世书香之家，其父苏洵以家学《再认识》与周衍《文史通义》教之。苏轼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识，对新汉学之“统合明算”与“实证精神”有深刻领悟。
崇宁初年（约公元 1100 年左右），年轻的苏轼以优异成绩通过“明算格物科”省试（或为早期新设之“经世科”），入仕为官。时值汉徽宗刘佶锐意改革，推行“新政”，苏轼以其卓越之才干与对新政理念之深刻理解，迅速获得擢拔。他曾先后在户部、泉府司、大理寺等要害部门任职，参与制定《泉府新制》（白银本位与信贷体系）、《崇宁商律》、《科举改制敕令》等多项重大改革方案。其所上奏疏，如《论均输法之利弊》、《请设格物院专研新器疏》、《再议黄河清淤长效机制策》等，皆以数据详实、逻辑严密、见解超卓而著称，深得徽宗赏识。
苏轼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更是文坛领袖。其诗词、散文、策论，皆一扫陈腐，力主文以载道，言之有物。他反对空洞的辞藻堆砌与无病呻吟，倡导以平实而富有力量的语言，反映时代精神，抒发真情实感。其《赤壁怀古》、《放鹤亭记》等篇章，传诵一时，成为“新政文学”的典范。
思想的锐利与忧患的萌芽：
苏轼身居高位，参与中枢决策，使其有机会接触到帝国运行的各个层面，亦能洞察到“新政”光环之下的诸多隐忧。他并非盲目乐观的改革派，其内心深处，始终保持着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反思。
- 对“理性万能”的警惕： “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对“明算格物”与“理性规划”寄予厚望，甚至出现某种“理性崇拜”的倾向。苏轼虽亦是理性精神的倡导者，然他敏锐地察觉到，过度依赖“数字”与“模型”，可能会忽视复杂的人性因素与社会的偶然性。他在为《南海联邦〈靖海约法〉修正案》加注评议时，虽对南海之“异制”多有批判，然其字里行间，亦流露出对中土“大一统”体制下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理性设计”可能带来的僵化与压抑之一丝忧虑。
- 对社会公平的深切关注： “新政”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但也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苏轼在地方任职期间，曾多次上书朝廷，痛陈土地兼并之害、工商巨头对小民之盘剥、以及某些“新法”在执行中“与民争利”之弊。其《乞罢杭州织造局垄断疏》便是一例。然其直言往往触动既得利益集团，使其在朝中树敌颇多。
- 对“海外异说”的复杂心态： 苏轼曾奉旨校勘《论自由》等南海联邦传入之“异书”。他一方面坚守中土正统，对其“犯上作乱”之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其内心深处，或亦为此等闻所未闻之“民权”、“契约”思想所触动，引发其对传统君臣观念的某种不安与反思。这种内在的思想矛盾，使其极为痛苦。
晚年的“疯癫”与悲剧的结局：
新政三十余年后，苏轼年事渐高，其思想亦愈发深邃，然其对现实的失望与忧虑亦与日俱增。他看到，曾经充满活力的“新政”，亦开始出现官僚化、形式化的弊端；一些打着“理性”、“科学”旗号的政策，在执行中却演变为对民力的过度榨取（如某些大型国家工程的无度投入）；新汉学思想亦有被庸俗化、教条化之虞。
约在新政四十五年（公元 1145 年）前后，苏轼因数次直言上疏，触怒权贵（或为新继位之年轻君主所不容），被罢黜中枢，外放至偏远州郡。此后数年，其仕途坎坷，屡遭贬谪。
正是在这种政治失意、理想幻灭、以及长期高强度思虑的重压之下，苏轼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异常。据其亲友故旧回忆及零星史料记载，其晚年行为渐趋“怪诞”：
- 言语颠倒，时而狂笑，时而痛哭： 他会在公开场合，突然对某些看似平常的政令或社会现象，发出尖锐的嘲讽或深刻的悲叹，其言辞往往晦涩难懂，或充满了奇特的比喻与象征，令人不知所云。
- 沉迷“无用之学”： 他不再关注朝政大事，反而对一些“旁门左道”之学问，如古蜀地区的象形文字、早已失传的鲁班锁图谱、甚至裴玄度那被斥为“异端”的《心算探幽》手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日夜研读，喃喃自语。
- “与古人对话”： 据闻他常在月夜之下，独自一人，模仿王明、周衍、甚至李壹的口气，进行“跨越时空的辩论”，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扼腕叹息。
- 衣食不羁，举止失常： 他不再注重仪表，衣衫褴褛，食无定时，有时甚至会在市井之间，与三教九流之人一同饮酒放歌，高谈阔论那些“不合时宜”的“自由”、“平等”之说（或为其对《论自由》一书的扭曲记忆与个人理解的混合）。
朝野上下，对其晚年之状，多以“疯癫”、“失心疯”视之。有政敌幸灾乐祸，称其“才高致狂，自取其咎”。亦有旧友惋惜其才华，叹其“忧思过度，心力耗竭”。
新政五十八年（公元 1158 年），苏轼在贫病交加与精神的极度困顿中，逝世于贬所。其临终前，据称仍手握一卷《再认识》残篇，口中反复念叨：“和谐……和谐……何处觅和谐……”
司马康评曰：
苏子瞻之一生，乃“新政”时代最为璀璨亦最为悲情之注脚。其前半生，以盖世之才，辅佐朝纲，推动改革，功业卓著，彪炳史册。其诗文之成就，亦足以领袖一代文宗。然其悲剧亦在于此——其思想之敏锐，其忧患之深沉，远超其所处之时代。
他洞察到“理性”之光明背后，亦有其阴影；他预见到“新政”之盛世之下，亦潜藏着危机。他试图以一己之力，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鸿沟，调和秩序与自由之张力。然当其发现，这鸿沟难以逾越，这张力近乎无解，而自身之努力又在重重阻碍下付诸东流之时，其内心之痛苦与绝望，非常人所能想象。
其晚年之所谓“疯癫”，窃以为，非真疯也，乃大彻大悟后之大悲痛，大清醒后之大迷茫。是其敏锐之心灵，在时代之重负与人性之困局面前，不堪重荷而发出之悲鸣。他所“疯言疯语”者，或恰是其对时代最深沉之诘问与对未来最隐晦之预言。
苏轼之悲剧，非其个人之悲剧，乃是所有超越时代之先驱者，所共同面临的命运。他以其生命，诠释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也揭示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其思想之光芒，虽一度为“疯癫”之表象所掩盖，然其对社会公正之追求，对人性解放之向往，对文明命运之忧思，必将如暗夜之星辰，启迪后世，历久弥新。
“新政”因苏轼而增色，亦因苏轼之悲剧而蒙上了一层令人扼腕的阴影。读其生平，思其遭际，能不令人三叹而继之以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