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孤灯下的守望者——儒者孔常的困惑与坚守
人物志：孤灯下的守望者——儒者孔常的困惑与坚守
（洛阳“春秋书院”山长，前朝太学博士后人 董仲舒（与前汉大儒同名，非同一人）撰于神宗熙宁十五年，公元1020年）
概述：
孔常（字伯伦，约生于汉高宗启明初年，公元905年，卒于汉英宗应历末年，公元1005年），乃通俗时代一位特立独行的儒者。其学宗法先圣孔孟，力倡“仁、义、礼、智、信”为立身治国之本，强调“德主刑辅”、“教化为先”。然其所处之时代，历经大衰落之浩劫，又逢“明算”余绪未绝，“新汉学”思潮勃兴，更有市井工商异军突起。孔常之“纯粹儒学”，在实用功利与理性思辨之夹击下，显得格格不入，备受冷遇与抨击，其人其学，亦如孤灯残照，在时代的喧嚣中，透着几分悲凉与执拗。
孔常之学：遥远的理想与现实的隔阂
孔常出身于鲁地一个世代传习儒经的旧士族家庭。其祖上或可追溯至汉初“明算儒学”尚未完全成型前，坚守传统儒家教义的一支。孔常自幼熟读《诗》、《书》、《礼》、《易》、《春秋》，对孔孟之道奉若圭臬。他认为，汉室之所以历经盛衰，根本原因在于“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唯有重拾先王之道，以“仁”存心，以“礼”束行，以“信”立世，方能匡扶社稷，重臻大同。
其主要观点包括：
- “德治为本，王道复兴”： 他极力反对“明算治国”中过于强调“术”与“器”，认为那是舍本逐末。主张君王当修德行仁，以德化民，则天下自安。
- “正名定分，各安其位”： 强调君臣父子、士农工商各守其分，不得逾越。认为社会动乱之源，在于“名分不正，上下失序”。
- “重义轻利，黜奢崇俭”： 严厉批评通俗时代日益兴盛的工商业，认为其“逐末忘本，滋生贪欲，败坏人心”。主张国家当以农为本，抑制商贾。
- “教化为先，礼乐治世”： 认为移风易俗，首在教化。应大力推行儒家经典教育，恢复古礼古乐，以淳化民风。
孔常曾在洛阳城外开设“杏坛书屋”，招收弟子，讲授儒学。然其门庭冷落，应者寥寥。其著有《王道复古论》、《斥功利疏》等文，亦多被视为“迂腐之言”，难入主流。
来自时代的重重抨击：
孔常的学说，在“明算”、“新汉学”及新兴市民意识勃兴的通俗时代，遭遇了来自多个方面的严厉批判和无情嘲讽。这些抨击，如同四面八方吹来的寒风，让这位孤独的守望者更显萧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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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算派”后裔的实用主义诘问：
- 抨击者： 洛阳格物院（或其前身“明算阁”中主张实用技术者）的一些学者，以及部分受过“明算”训练的工匠、官员。
- 主要观点： “孔老先生，您口口声声仁义道德，请问，仁义能修水利乎？道德能造织机乎？黄河泛滥，百姓流离，是靠您念几句‘克己复礼’，还是靠我等‘明算格物’，实地勘测，精确施工？您说‘重农抑商’，可若无商贾流通，农人所产，卖与何人？无工匠制造，农人所用工具，又从何而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您那套‘王道’，中听不中用，饿死人啊！”
- 例证： 据闻，曾有都水监官员，因某地堤坝年久失修，向朝廷申请拨款。孔常闻之，上疏反对，称“不修德政，而恃工程，非治本之道。”结果引来一片嘲讽，有官员当朝反驳：“孔夫子若在，见饿殍遍野，亦当先思赈济而非空谈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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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汉学派的理性批判：
- 抨击者： 王明《再认识》的追随者，以及周衍《文史通义》的早期研习者。
- 主要观点： “孔老先生，您所言之‘先王之道’，固然有其历史价值。然王明先生教导我等，当以‘历史主义’之眼光看待一切。‘时移世易，事异则备变’。先王之时，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乃至人心所向，皆与今日不同。若刻舟求剑，将千年旧方，来医今日新病，岂非缘木求鱼？您言‘正名定分’，然何为‘正’？何为‘分’？此皆非一成不变之死理，乃随‘史理’演进而‘动态和谐’之结果也。您欲以一套僵化之‘礼’，束缚万千生民之活力，此非‘人文化成’之正途，实乃窒塞生机之桎梏！”
- 例证： “元祐议政会”设立后，孔常痛心疾首，上书称“商贾末流，工匠贱役，竟与士大夫同堂议政，此纲常扫地，礼崩乐坏之兆！”其言论被新汉学派学者批驳为“罔顾现实，抱残守缺，不知‘动态和谐’之真谛在于包容与吸纳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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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民阶层的世俗反弹：
- 抨击者： 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喜爱通俗文学的市民。
- 主要观点： “孔老先生，您说俺们做买卖是‘逐末忘本’，俺们辛辛苦苦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招谁惹谁了？没俺们这些‘末’，您老先生吃的穿的用的，从哪儿来？您说俺们看戏听曲儿是‘败坏人心’，俺们累了一天，花几个小钱，听段《梦烟录》，乐呵乐呵，松快松快筋骨，怎么就‘败坏人心’了？俺们老百姓，就图个吃饱穿暖，平安喜乐，您那些个‘仁义道德’，太高太远，俺们够不着，也不想够！”
- 例证： 洛阳某著名茶馆的说书人，曾将孔常的某些言论编成笑话段子，在茶馆里说给客人听，引得满堂哄笑。如“孔老夫子劝屠户曰：‘杀生非仁也。’屠户曰：‘夫子不食肉乎？’夫子语塞。”此类段子虽有刻薄，亦反映了市民阶层对孔常学说的普遍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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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论者的“釜底抽薪”：
- 抨击者： （如果孔常的时代与知觉论兴盛期有重叠，或其影响尚存）部分受王明晚年《知觉论》影响，强调主观感知和个体体验的学者。
- 主要观点： “孔老先生，您所言之‘仁义礼智信’，究竟是客观存在之‘天理’，还是您个人‘知觉’中构建之‘道德范式’？若为前者，请出示其‘实证’依据，吾等愿闻其详。若为后者，则此不过您一家之言，何以强加于天下万民？每个人之‘知觉’不同，其所认同之‘价值’亦各异。您之‘善’，或为他人之‘恶’；您之‘礼’，或为他人之‘缚’。强求万众一律，岂非扼杀个体之‘真性情’？”
- 例证： 曾有知觉论学者与孔常辩论“孝”之定义。孔常引经据典，论述“父为子纲”之天经地义。知觉论者反问：“若父虐其子，子亦当逆来顺受，以全其‘孝’名乎？此‘孝’于子之‘知觉’而言，是甘露还是砒霜？”此问令孔常难以回应。
孔常的困惑与坚守：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与抨击，孔常内心充满了困惑与痛苦。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坚守的“圣人之道”，在这个时代竟变得如此不合时宜。他曾私下对弟子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明算之术，已成逐利之器；王明之学，亦有歧途之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人将不人矣！”
然而，尽管孤立无援，孔常却并未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依旧在“杏坛书屋”中，向寥寥无几的弟子传授着《论语》、《孟子》。他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性中对“仁爱”、“正义”、“诚信”的追求，是永恒不变的。他的学说，或许在当下不被理解，但总有一天，会重新焕发出光芒。
董仲舒评曰：
孔伯伦先生，生于通俗之世，而怀复古之志，其心可悯，其行亦可敬。其所坚守之儒家核心价值，如“仁者爱人”、“见利思义”、“言必信，行必果”，纵观汉史千年，乃至放眼四海万邦，亦不失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要基石。然其弊在于，未能洞察时代之大变局，未能将儒学之精髓与“明算”之实证、新汉学之理性批判精神相结合，以致其学说流于僵化保守，难免与日新月异之社会现实相扞格。
通俗时代，乃是“破”与“立”交织之时代。旧有之价值体系受到冲击，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孔常先生之困境，亦是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期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其坚守，或可视为一种对道德底线的执着；其困惑，亦可引发后人对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的深思。
孤灯一盏，未必能照亮整个暗夜，然其坚守之微光，亦足以令后人于迷雾之中，辨识一二方向。孔常先生之儒学，虽未能成为通俗时代之主流，然其所代表之对道德秩序的深切忧思与对人文精神的执着呼唤，亦是汉代思想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