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异志：东瀛客“零子”——格物院的“逆鳞”与《向内》的惊世骇俗

（洛阳太学“异闻录”编撰馆 馆丞 司马贞 搜采史料，考辨传闻，撰于新政一百二十年，岁在甲申，公元 1232 年）

序： 新政之世，国门洞开（相对而言），远方异域之学子商旅，亦偶有浮海来朝，入我格物院、国子监研习者。此辈“渡洋交换生”，或为求知，或为探秘，其间亦不乏惊才绝艳、然思想行止与我中土大相径庭之辈。东瀛（日本）人士“零子”，便是此中一位赫赫有名（亦或曰臭名昭著）的奇人。其在格物院求学期间，思想之活跃，言论之大胆，辩才之犀利，皆令时人侧目。然其后所著《向内》一书，以我汉土人人赞同之资料，竟推出一番惊世骇俗、近乎“无政府”之“小民自由”暴论，触怒朝野，终至书禁人斥，销声匿迹。其人其书，遂成汉代思想史上的一段隐秘而发人深省的“公案”。

一、“渡洋客”零子：格物院的“问题学生”

零子，其东瀛本名不详，有好事者考其东瀛名或为“怜子 (Reiko)”，亦有说其自取汉名单字“零”，以寓“万物归于虚无，唯个体感知为真”之意，故汉地学人多以“零子”称之。其人约于新政七十年（公元 1170 年）前后，随东瀛朝贡使团（或为伪装之商团，彼时东瀛与汉贸易往来渐增，亦有官方派遣留学生之举）抵达洛阳。因其在算学及机关术（东瀛本土或有类似“络缲人形”的精巧技艺）方面展露出的非凡天赋，通过了格物院特设的“殊才馆”（专为招纳异域及民间奇才而设）的考核，得以进入算学科及新设之“社会格致科”（此科或为研究《统计法》及社会现象之早期尝试）旁听学习。

零子初入格物院，其聪慧敏捷，对汉土典籍（尤其是新汉学著作）的理解之快，令人惊叹。他汉文流利，对《高等算学》、《统计法》等艰深之学，亦能迅速掌握其精髓。然其思维方式，却与中土学者迥异。他不像汉土学子那般尊崇权威，循规蹈矩，反而对一切既定之论，皆抱以审视甚至怀疑的态度。

• 辩坛“逆鳞”： 格物院内部设有小型“辩坛”，供师生切磋学问。零子初时多静默旁听，偶发一言，便如平地惊雷。他不避讳与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当堂辩驳，其言辞犀利，逻辑自成一体，常能抓住对方论述中的细微破绽，穷追猛打，直至对方语塞。例如，在一次讨论“国家统一度量衡之利弊”时，主流观点皆称此乃“政令畅通，商贸繁荣”之基。零子却反问：“统一固然便利于官府之管理与大宗之贸易，然于各地乡民世代相传之独特习俗与器用，是否构成一种强加之‘标准’，扼杀了地方之‘活性’？为求‘整体之便利’，牺牲‘局部之特色’，其得失又当如何‘明算’？” 此等诘问，往往令习惯了“大一统”思维的汉土学者措手不及。

• “格物”之边界的挑战： 他对程格（若此时其“唯量是实”思想已具影响）等极端实证论者亦不以为然。当程格强调“凡不可量化者皆无意义”时，零子则反诘：“人心之悲喜，美感之体验，信仰之慰藉，此等皆难以‘量化’，然其于个体生命之意义，岂是‘虚妄’二字所能概括？若‘格物’仅限于‘可量’之物，则‘格物院’岂非成了‘算数馆’？吾辈所求之‘真理’，又在何处安放那些无法用数字表达的‘真实感受’？”

• 对“集体福祉”的冷峻审视： 在讨论公孙义（若其“义衡演算”思想已流传）提出的“以统计求社会公正”的方案时，零子又提出：“‘社会公正’之标准，由谁制定？‘最大多数人之最大福祉’，如何确保不以牺牲‘最小一部分人之基本权利’为代价？当‘集体之善’与‘个体之痛’发生冲突时，‘统计数字’背后的‘个体’，其声音何在？”

因其言行屡屡“触犯逆鳞”，挑战权威，零子在格物院中逐渐被视为“异端”、“思想危险之东瀛客”，受到多数师生的疏远和排挤。然其独特的思辨能力和对个体价值的极端强调，亦在少数思想前卫或对主流有所不满的青年学子中，产生了隐秘的共鸣。

二、惊世骇俗之《向内》：从“公认”到“荒谬”的逻辑推演

约在新政八十五年（公元 1185 年）左右，零子将其数年间对汉土社会与思想的观察和反思，以及其自身独特的哲学理念，著成一部名为**《向内：个体福祉与社会秩序之再考辨》**的小册子（后世简称《向内》）。此书并未试图公开发行，仅以手抄本形式在其小圈子内流传，后被好事者泄露，方为外界所知。

此书之奇，不在于其引用了何等“海外秘闻”或“异端邪说”，而在于其通篇所用之论据与引文，竟皆出自汉土历代先贤、尤其是新汉学诸大家（如王明、周衍、乃至格物院公认之学术成果）的著作，以及朝廷颁布的、旨在“利民”、“惠商”的某些法令条文！ 然其通过一系列看似严谨、实则暗藏“偷换概念”与“极端外推”的逻辑推演，竟得出了一个与汉土主流价值观截然相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小民自由至上”的惊人结论。

《向内》残卷节选与批注（模拟）：

残卷一：论“最小政府”之必然（引王明“人文化成”与“动态和谐”）

《向内》原文： “王明子曰：‘人文化成，其要在化民成己，而非制民以威。’又曰：‘动态之和谐，在于各安其位，各尽其能，而非强求一律，压制异声。’此言至善。然观当今之政，官府机构日益庞杂，法令条文日见繁琐。每增一官，则多一重盘剥；每立一法，则多一重束缚。此岂“化成”之道？岂“和谐”之旨？

窃以为，欲达真正之“人文化成”与“动态和谐”，则政府之职能，当缩减至最小。仅负责国防（以御外侮）、司法（以平纠纷）、以及维护最基本之公共秩序（如修桥补路，然亦可由民间自发组织）。至于教育、工商、农桑、乃至道德风尚，皆应交由民众“向内”自求，自由发展。政府愈少干预，则民间之活力愈能迸发，个体之福祉愈能彰显。所谓“无为而治”，此其极致也。”

司马贞批注： 零子此论，看似引经据典，实则曲解王明子之本意！王明子之“人文化成”，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的、积极的文化建设与教化引导，而非放任自流。其“动态和谐”，亦需强有力的中枢协调与制度保障，岂是“最小政府”所能达成？此獠以“自由发展”为名，行“瓦解秩序”之实，其心可诛！

残卷二：论“绝对私产”与“自由市场”之神圣（引《泉府新制》与“明算商税”）

《向内》原文： “《泉府新制》明定白银本位，保障财产流通。此善政也。朝廷亦倡‘明算商税’，按交易额征税，以鼓励工商。此亦善举。然既曰‘保障私产’，则此私产当为绝对，不容任何形式之侵犯，包括政府以‘公益’、‘均平’之名进行的任何强制性征收或调控。

又，市场交易，本为两厢情愿之事。价格之高低，货品之优劣，自有供求规律（彼邦或称‘无形之手’）调节，无需官府画蛇添足，设置诸多‘平准’、‘专卖’之机构。凡政府干预市场，美其名曰‘调控’，实则皆为权力寻租，扰乱秩序，最终损害小民之利益。故当废除一切市场管制，任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则物阜民丰，可计日而待。”

司马贞批注： 一派胡言！私有财产固当保护，然若无国家法令之约束与税收之调节，则豪强兼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矛盾必将激化，何来“物阜民丰”？市场交易，若无官府监督，则奸商当道，劣币驱逐良币，百姓深受其害！此“绝对自由市场”之说，乃是为贪婪无度之奸商张目，置万千小民于水火而不顾！

残卷三：论“个体幸福”为最高价值（引裴玄度“欲力”说与《碧海弦歌》之风）

《向内》原文： “裴玄度子云：‘欲力乃生灵之本能，宜疏不宜堵。’此言得之。个体之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皆为天性，当予以充分尊重与满足（在不伤他人前提下）。《碧海弦歌》等南海小说之所以风靡，正在于其大胆描摹个体情感，张扬个性自由。

然我中土，历来以‘国家’、‘集体’、‘伦理’等虚名，压抑个体之真实需求。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是将个体置于从属地位。窃以为，社会秩序之最终目的，非为成就所谓‘国家强盛’之空名，亦非为维护某种僵化之‘伦理纲常’，而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体之幸福与自由。个体若不幸福，则国家纵然‘强大’，亦不过是建立在万千奴隶血泪之上的金字塔而已。故一切制度、法令、道德，皆当以是否增进‘个体幸福’为最终检验标准。”

司马贞批注： 荒谬绝伦！此零子之论，已近乎禽兽！若人人皆以“个体幸福”为最高追求，置国家大义、家族伦常于不顾，则人与野兽何异？裴玄度子之“欲力疏导”，乃为治“心病”，非为纵欲也！《碧海弦歌》虽为小说家言，亦在礼法之内。此獠竟欲借此颠覆我汉家千年伦理之基，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

三、书禁人斥，销声匿迹

《向内》一书，虽仅有少量手抄本或地下刻本流出，然其观点之极端与论证之“巧妙”（或曰“诡辩”），迅速在洛阳士林中引起轩然大波。

• 朝野震怒： 多数官员与主流学者阅后，无不斥其为“乱国妖言”、“无君无父之禽兽论”。他们认为，零子以汉土公认之“良善资料”，推导出如此“荒谬绝伦”之结论，其心必怀叵测，或为东瀛刺探我朝虚实、瓦解我民心之奸细。
• 官方查禁： 格物院与大理寺迅速介入，查封了试图刻印此书的地下书坊，并将《向内》列为“第一等禁书”，严令搜缴销毁，私藏传播者以“大不敬”论处。
• 零子其人： 据传，零子在《向内》流出后，即被格物院除名，并被勒令限期离境。亦有传闻称，其曾被大理寺秘密羁押审讯，后不知所踪。更有好事者言，其或许并未返回东瀛，而是化名潜伏于中土民间，继续其“异端”思想之研究与传播，并著有《无政府国家构想》、《绝对个体论纲要》等更为激进之“奇书”（然此皆为传说，未见实物）。
• 学术地位的缺失： 尽管零子思想在后世某些特定圈层或特定历史时期，或被重新提起与讨论，然其在汉代主流学术界，始终未能获得任何“地位”。其人其说，多被视为“反面教材”或“思想史上的怪物”，用以警示“理性滥用”与“极端自由”之危害。

四、 司马贞之叹：警惕“理性”的“迷宫”

零子其人，如流星划过汉代思想之夜空，虽短暂，却留下了令人无法忽视的诡异光芒。其《向内》一书，以其独特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方式，确乎揭示了即便是被奉为圭臬的“公认资料”与“主流思想”，在不同的逻辑起点与推演路径之下，亦可能导出截然相反、甚至颠覆性的结论。

此案给予我辈深思者，非仅在于警惕“异端邪说”之蛊惑，更在于反思“理性”本身。新汉学高举理性大旗，以“明算格物”为利器，廓清千年迷雾，功莫大焉。然若此“理性”缺乏人文关怀之约束，缺乏对社会复杂性之敬畏，缺乏对传统中合理内核之尊重，而沦为纯粹的、冰冷的逻辑推演工具，则亦可能将人引入歧途，甚至构建出如零子《向内》般“逻辑自洽”却“反社会反人伦”的“理性迷宫”。

零子已逝，其书已禁。然其所提出的那些极端问题——个体与国家之关系，自由与秩序之边界，幸福与责任之权衡——却并未随之消散。它们如同幽灵般，潜伏于汉代思想的深水之下，时时提醒着我们：追求真理之路，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更需要审慎与谦卑。

(司马贞 于洛阳太学“稽古堂”灯下，阅尽零子案卷宗，不胜唏嘘，以此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