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衍
人物志：周衍 (字思玄) —— 新汉学的集大成与历史主义的构建者
概述：
周衍（约公元1055年 - 1130年），字思玄，汉朝启明末年至新政初年伟大的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是继王明之后，新汉学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新汉学之集大成者”与“汉代历史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周衍深刻研读并批判性地继承了王明的《再认识》与《知觉论》，扬弃了王明晚年的部分怀疑主义和知觉论的极端唯心倾向，将“动态的和谐”与“人文化成”理念置于坚实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上，构建了更为系统和明确的哲学体系。其代表作《文史通义》不仅是对历史的深刻解读，更是对其哲学思想的系统阐述，深刻影响了汉朝后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
身世与早年经历：
周衍出生于一个中原地区的官宦世家，其家族数代为官，虽非顶级门阀，但在地方上颇有声望，家学渊源，藏书丰富。与王明出身于没落士族不同，周衍的早年生活相对优渥，有机会接受系统而良好的教育。
他的父亲曾任地方郡守，是一位开明务实的官员，深受王明《再认识》中“实证精神”和“人文化成”理念的影响，常常与年幼的周衍讨论时政得失和历史兴衰。这种家庭氛围，培养了周衍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浓厚兴趣。
周衍青年时期进入洛阳国子监（此时可能已部分恢复或改制）学习，系统研读了儒家经典、明算典籍、以及王明的《再认识》和当时流行的《知觉论》的各种注疏。他天资聪颖，勤于思考，不满足于对经典的简单背诵，更善于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寻规律。他常与同窗好友辩论王明思想的得失，以及知觉论的利弊，其敏锐的思辨能力和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在青年时期便已崭露头角。
思想的形成与对王明思想的扬弃：
周衍对王明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认为《再认识》是汉文明复兴的灯塔，称王明为“千年暗室之一灯”。然而，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王明思想中存在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再认识》中理想化的“动态的和谐”与《知觉论》（王明晚年著作）中深刻的怀疑主义之间的矛盾。他对当时知觉论将哲学引向过度主观和唯心感到忧虑，认为这偏离了新汉学“统合明算”、“实证求真”的初衷。
周衍认为，王明晚年的困惑，源于其未能将“动态的和谐”真正置于坚实的历史发展基础之上，也未能彻底解决“知”与“事”的关系问题。他曾批注《知觉论》残卷时写道：“启新先生晚年之惑，非其智之衰，乃其勇之极也。然以个体知觉之限，欲穷宇宙万事之本，终不免堕入迷雾。吾辈当承先生之志，于历史之长河中，求索那更为坚实之‘理’。” 他开始尝试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去寻找答案，试图构建一个既能包容王明思想的合理内核，又能克服其局限性的新哲学体系。
《文史通义》的著述与核心思想：
经过数十年潜心研究和对汉朝历史的系统梳理，周衍在启明末年（约公元1100年左右）开始着手撰写其煌煌巨著**《文史通义》**。此书名义上是史学著作，实则是一部以历史为载体，系统阐述其哲学思想的鸿篇巨制。其成书历时近二十年，至新政初年方才完成。
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
- 历史主义的“理” (Lìshǐ Zhǔyì de Lǐ)：
- 周衍认为，宇宙、社会、人类文明的根本法则是**“历史性展开的理性” (Lìshǐxìng Zhǎnkāi de Lǐxìng)，简称“史理” (Shǐlǐ)**。这个“史理”并非某种超验的、静止不变的“天理”，也不是纯粹主观构建的“知觉之理”，而是客观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自身之中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它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制度变迁、思想演化而自我展现和实现。
- 他批判了王明《再认识》中“动态的和谐”有时显得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理想构建，而可能忽视历史条件的制约。他认为，“和谐”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史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显现。人可以通过认识和顺应“史理”，来推动“动态的和谐”的实现。
- 《文史通义·原道篇》节选： “夫天下之理，非悬于空谈，非存乎人心之幻念，乃蕴于万世之流变，彰于兴衰之轨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四时之史理也。部落兴，邦国建，帝国盛衰，此人事之史理也。明算起，工学兴，思潮变，此文明之史理也。知史理，方能顺势而为，应时而动，此乃圣人之道，亦为治国之本。”
- “事”与“知”的辩证统一于“史实” (Shìshí)：
- 针对王明晚年对“事”之可知性的怀疑和知觉论的主观倾向，周衍提出了**“史实”的概念。他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事”，并非纯粹的客观存在，也非纯粹的主观构建，而是“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客体互动所呈现的、并可被理性理解和检验的事实”**。
- 他强调“知”的主动性，认为人的认识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但这种认识并非凭空产生，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为基础，并通过“实证”（符合王明早期观点）和“历史检验”（他的发展）来确证其可靠性。所谓“历史检验”，即是将某一认知或理论放回其产生的历史情境中，并考察其在后续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和有效性。
- 《文史通义·明辨篇》节选： “知觉论者言‘万物唯心造’，此堕入虚妄矣。然若言‘事’可离‘知’而独立，亦为偏见。譬如高山，其自在自为，然于盲者无形，于鸟兽或为巢穴，于樵夫或为柴薪，于画师或为丘壑。山之‘史实’，乃在于特定主体（人）以其特定之知（感官、理性、文化）与之互动所呈现之多样面貌，然此多样面貌，皆有所本，非凭空杜撰。故求知之道，在于明‘知’之限，亦在于探‘事’之本，于互动中求‘史实’之真。”
- “人文化成”的历史阶段论：
- 周衍高度认同王明的“人文化成”理念，但他认为“人文化成”并非一个均质的、线性的过程，而是展现为不同的历史阶段 (Lìshǐ Jiēduàn)。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思想主流和“史理”的主要表现形式。“人文化成”的努力，必须符合当前历史阶段的“史理”要求，才能取得成功。
- 他将汉朝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可能与我们设定的分期类似，但有其哲学解释），并分析每个阶段“史理”如何通过“人文化成”得以实现或遭遇挫折。例如，他可能认为“明算奠基期”是“理性萌发与秩序重建”的阶段，“鼎盛期”是“理性实践与体系扩张”的阶段，“大衰落期”是“理性异化与秩序崩溃”的阶段，而王明的出现和“通俗时代”则是“理性反思与民间自觉”的阶段，预示着更高阶段的“理性自觉与制度创新”的到来。
- 《文史通义·通变篇》节选： “明算之兴，乃汉初生产发展、破除玄虚之史理要求也，故武侯、姜公应时而起，开创盛世。然明算流于僵化，失其‘实证’之魂，则违背文明自我革新之史理，故有大衰落之必然。李壹、王明诸贤，乃于衰落中探求新史理之先驱。今日通俗之世，民智初开，工商渐兴，亦是史理发展之新阶段。吾辈当明此阶段之特征与使命，方能推动人文化成，再创汉家辉煌。”
- 对未来的审慎乐观与历史使命感：
- 周衍的历史主义并非宿命论。他认为“史理”虽然具有客观必然性，但人的能动性（“人文化成”）可以在认识和顺应“史理”的前提下，加速或优化历史进程，避免重蹈覆辙。
- 他对汉朝的未来抱有审慎的乐观。他认为，只要能够深刻理解汉文明发展的“史理”，吸取历史教训，坚持理性与实证，汉朝必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走向更高阶段的“动态和谐”。
- 他强调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即“明史理，启民智，辅国运，创未来”。
影响与历史地位：
周衍及其《文史通义》的问世，标志着新汉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系统化与明确化： 他将王明思想中某些略显模糊或辩证的观点（如“动态的和谐”的具体机制，“知”与“事”的复杂关系），置于历史发展的框架下，使其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和明确化，更易于被理解和应用。
- 克服极端倾向： 他批判了知觉论的极端唯心主义，将哲学重新拉回到对客观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关注，同时又保留了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反思，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拨乱反正”。
- 历史哲学的奠基： 《文史通义》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深刻的历史哲学著作，奠定了汉代历史主义哲学的基础，为后人理解历史规律、进行社会分析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
- 深刻影响“新政”时期： 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新政”与理性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运用“史理”和“历史阶段论”来分析社会问题，制定改革方略，推动制度创新。
- 教育思想的革新： 周衍晚年也曾参与国子监的教学改革，倡导将史学与哲学、政治、经济等学科相结合，培养具有历史眼光和系统思维的治国人才。
周衍的出现，使得新汉学思想更加成熟和完善。他如同站在王明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将汉朝的理性探索推向了新的高峰。他强调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汉文明在“新政”时期的全面复苏和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他与王明，共同构成了汉朝思想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前者是伟大的启蒙者和奠基者，后者则是卓越的集大成者和体系构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