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论》残篇——承启末年异端思潮之管窥

《误论》残篇辑录

(著者佚名,或自号“迷途子”、“罔两生”,约成书于汉宪帝刘徽承启三十八年,公元 898 年。此书久佚,仅于洛阳坊间废纸堆及某些私人藏书批注中觅得数则残句,真伪难辨,然其思之奇诡,亦可窥见承启末年思想之暗流。)

残篇一:引言·天下本无“正”

世人皆以“正”为美,以“误”为丑。然何为正?何为误?不过人心之私见,强加于万物耳。日月盈亏,寒来暑往,此天地之常态,然于人则有吉凶祸福之别。祸福者,非天之意,乃人之情也。推及万事,莫不如此。所谓“道”,所谓“理”,所谓“常”,皆是众人因循苟且,习以为常,遂以为“正”。若有特立独行,稍异于众者,便指为“误”,斥为“邪”。殊不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本无定轨,混沌一片。所谓秩序,不过人类于茫茫混沌之中,强自划定之疆界,以求心安而已。此疆界之外,皆可谓之“误”,然此疆界之内,又岂真能无“误”哉?故吾曰:天下本无“正”,唯“误”乃真实。

残篇二:论“明算”之虚妄

自武侯以降,朝野皆重“明算”,以为格物致知之不二法门,可以穷尽天地之理,可以预知未来之变。诚哉斯言?吾深疑之。

夫“算”者,以有限之符号,量无限之变化,其能精确乎?譬如测河之流量,今日百石,明日千石,后日或干涸,或泛滥。算者取其数日之均值,便以为“常数”,据此修堤筑坝。然天有不测风云,一旦暴雨骤至,远超“常数”,则堤溃坝决,生灵涂炭。此时,“明算”安在?

又如观星象以定历法。星辰运转,看似有序,然其间亦有流星飞逝,彗星突现,更有星宿隐没,新星闪耀。此皆“算”外之变,“理”外之奇。钦天监诸公,每遇此等“异象”,或强作解人,附会灾祥;或视而不见,讳莫如深。皆因其所谓“宇宙模型”,本就漏洞百出,不过是以“规律”之名,掩盖其认知之局限与“算”之不及耳。

故吾曰:“明算”者,非真能明天下之算,乃是以人之有限智识,强“算”天下之万象。其所得者,非“真理”,乃“近似之误”;其所循者,非“规律”,乃“偶然之暂稳”也。

残篇三:史事皆“偶”,英雄亦“误”

读史之人,常叹兴衰治乱,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某朝当兴,某朝当亡,某人当为英雄,某人当为国贼,皆如剧本早已写就。此大谬也!

所谓历史之必然,不过是后人穿凿附会,以前事之“果”,倒推其“因”而已。当其事发生之时,千头万绪,变幻莫测,何来定轨?汉室之中兴,武侯之北伐,若非天时地利人和之一二“偶然”相助,其结局亦未可知。而所谓“大衰落”,亦非一蹴而就,乃无数“小误”之积累,无数“偶然”之叠加,方成此不可收拾之局面。

至于英雄豪杰,其功业彪炳,固然可敬。然其能成事者,亦多赖时势之“偶然”也。若其生不逢时,或运数稍蹇,纵有盖世之才,亦不过一郁郁不得志之匹夫耳。其所建之功,所立之言,亦不过是其在无数“错误”选择与“偶然”境遇中,勉力维持之一种“自洽”而已,岂能奉为万世不易之“圭臬”?

故吾曰:史事皆“偶”,英雄亦“误”。所谓“千秋功过”,不过后人茶余饭后之谈资,与真实之历史,相去远矣。

残篇四:何以处“误”?——无为而无不为

既然世界本“误”,认知恒“误”,历史亦“误”,然则人生于此世间,当何以自处?

或曰:既然一切皆“误”,则不如放浪形骸,游戏人间,及时行乐。此为“小误”者之见,虽不失为一种活法,然终究浅薄。 或曰:既然一切皆“误”,则当以大智大勇,拨乱反正,探求“绝对之真”,建立“永恒之序”。此为“大狂”者之想,其志可嘉,然其行必“大误”。盖以“误”求“正”,如缘木求鱼,水中捞月,终不可得。

吾以为,处“误”之道,在于“知其误而安其误”。既知世界本“误”,则不必强求其“正”;既知认知恒“误”,则不必执着于“真”;既知历史亦“误”,则不必沉湎于“功过”。

当如水之就下,云之出岫,自然而然,无心而为。困则眠,饥则食,遇事则应,事过则忘。不以“规律”自缚,不以“目的”自扰。于纷繁之“误”中,随缘生计,随性而动。或有所成,亦不过“误”中之“巧合”;或一事无成,亦不过“误”中之“常态”。

此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非消极避世,乃是认清“误”之本质后,一种更为通达、更为自由之境界。于此境界,方能真正摆脱“正误”之念,“得失”之患,而与天地万物,“同其误”而“乐其误”。

(残篇止于此。其后或有论及“美丑”、“善恶”等篇章,惜已不可考。)


翰林学士院 《<误论>残篇评议》 (节选)

(承旨学士 李若愚 奉敕评议,启明二年,公元 902 年)

奉圣谕,详阅坊间所传《误论》残篇数则。其言辞之乖张,其论点之骇人,实为臣生平所仅见。此书作者,虽隐其名,然其思想之偏激,对圣贤之教诲、国家之法度、乃至人伦之常情,皆构成极大之挑战。臣惶恐之余,亦不得不佩其“独辟蹊径”之“胆量”,虽此“蹊径”实乃歧途也。

评其“天下本无正”之论: 此论以现象之变动不定,否定价值之恒常,实乃以偏概全,自寻烦恼。天地运行,固然千变万化,然其间亦有四时更替、寒暑不易之“常道”。人生于世,固然祸福无常,然亦有仁义礼智信之“正道”存焉。若如其所言,天下本无“正”,则何以辨善恶?何以论是非?何以立纲常?此论若行,则纲纪废弛,人心无束,天下必将大乱。此非“通达”,乃“惑乱”之言也。

评其“明算之虚妄”之论: “明算”乃我大汉立国之基,经世致用之良方。自武侯以“明算”辅国,历代先贤不断完善,其于水利、营造、农桑、军备、乃至国家财政之功,彪炳史册,岂容此等狂徒轻易否定! 其以“测河之误”、“观星之偏”为例,攻讦“明算”,实乃见叶不见林,以瑕疵掩瑜玉。夫“明算”之道,亦在不断发展,不断纠偏。今日之“算”或有不及,后人必有更精之法以补之。正如王明先生《再认识》所倡导之“统合明算”与“实证精神”,正是要于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提升我等之认知。此《误论》作者,因噎废食,以“明算”之暂时局限,全盘否定其价值,其识见之短浅,令人发笑。 其所谓“近似之误”、“偶然之暂稳”,虽略有几分辩证之意味,然若将一切规律皆视为“虚幻”,则人类数千年积累之知识与经验,岂非尽成泡影?此等虚无之论,除了瓦解人之进取之心,于世何益?

评其“史事皆偶,英雄亦误”之论: 此论更是荒谬绝伦!将历史之演进,全然归于“偶然”,否定其中之必然与规律,此乃对先贤智慧与民众创造之极大蔑视。英雄豪杰,顺应时势,开创伟业,岂是区区“偶然”二字所能概括?其抉择固然受到诸多偶然因素之影响,然其高瞻远瞩之智慧,坚韧不拔之意志,以及对“史理”(借周衍先贤之言)之把握,方是其成就之根本。 若依此论,则我等今日所学之史鉴,岂非尽是无用之物?后人又何以从前人得失中汲取教训?此论若为青年学子所信,恐使其玩世不恭,不思进取,其流毒深远。

评其“无为而无不为”之论: 此论看似超脱,实则消极。将“安于错误”视为最高境界,此与禽兽何异?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有理性,能反思,能学习,能于“错误”中不断修正自我,追求更高之境界。若安于“混沌”,满足于“偶然”,则文明何以进步?社会何以发展?此非“自由”,乃“放逐自我于蒙昧”也。

总评: 《误论》残篇所展现之思想,乃大衰落末期思想混乱与虚无情绪之极端反映。其作者或因身世坎坷,或因见惯世间不平,故生此偏激之论。其对“错误”与“偶然”之强调,虽于打破思想僵化或有片刻之警醒作用,然其整体立论,否定理性,消解价值,鼓吹虚无,于国于民,皆有百害而无一利。 高宗皇帝(刘逯)即位以来,推行新政,重拾王明先生《再认识》之学,倡导“人文化成”、“动态和谐”,正是我汉家拨乱反正,重归正道之关键。此《误论》之流,不过是黎明前之黑暗残余,亦或是新思想激荡下泛起的沉渣。我辈翰林学士,当明辨是非,坚守正道,以新汉学之光明,驱散此等虚妄之阴霾,辅佐圣上,开创汉室中兴之伟业。 此《误论》残篇,可存为“异端思想”之样本,供后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之社会心态,然绝不可使其流传,以免惑乱人心,阻碍我大汉复兴之进程。

(李若愚 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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