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思想的解放与文化的普及
记述者：国子监祭酒兼《汉书·文苑传》主编 欧阳修己（撰于新政六十年，约公元1160年）
稽古察今，凡文明之盛衰，必系于思想之能否自由表达，知识之能否广泛传播。汉兴九百余载，文字之变迁，亦如江河行地，时有壅塞，时有奔流。中古以降，骈俪之风盛行，辞藻虽华，然其意旨往往晦涩难解，束于庙堂之上，远于黎庶之间。此文字之“雅”，实为思想之“困”也。及至大衰落，文风更趋浮靡，或故作高深，或沉溺玄虚，百姓疾苦，士人悲歌，皆难畅所欲言。
此沉闷之局，至承启末年（公元九世纪末），王明先生（字启新）出，方有根本之转机。王先生著《再认识》一书，其思想之深邃，固已彪炳史册。然其另一不朽之功绩，在于其毅然决然，以明白晓畅之白话（时人或称“俗语”、“市语”）著述立说，石破天惊，开启了汉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
一、 “言文分离”之弊与《再认识》的示范
承启之前，汉代书面语与口头语早已严重脱节。士大夫阶层习用的文言，充斥典故，讲究声律，普通民众即便识字，亦难通其意。学问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成为特权之象征，亦成为思想僵化之温床。
王明先生洞察此弊，认为**“文以载道，道不远人。若文不近人，则道亦难行。”** 他在《再认识·序言》中明确指出：“吾之此书，非为少数雅士而作，乃为天下愿意思考之人而书。故不求辞藻之华丽，但求意理之通达。若以古奥之文述今日之思，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再认识》全书，除少数关键概念为求精确偶用文言注释外，主体皆以当时中原地区通行的白话写成。其语言平实、自然，逻辑清晰，论证有力。这使得这部蕴含深刻哲理的巨著，能够被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所阅读和理解。它以无可辩驳的实践证明，白话文同样可以承载严肃的思想，可以进行复杂的逻辑思辨，可以表达深邃的哲理。
二、 通俗时代的“语言自觉”与白话文的初步推广
王明《再认识》的出现，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其白话文体本身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其思想内容。
- 争议与接受：起初，一些守旧的文人对《再认识》的白话文体大加挞伐，斥之为“俚俗不堪”、“有伤斯文”。然随着《再认识》思想的逐渐传播和其巨大影响力的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白话文的优势。
- 高宗刘逯的推动（公元901年 - 935年）：“洛阳工变”后，汉高宗刘逯推行“启明新政”，深感与民沟通之重要，亦受王明思想影响。他下令在部分官方文告、律法解释以及“民学馆”的教材中，逐步增加白话文的使用比例。这标志着白话文开始从民间自发使用，逐渐获得官方的有限认可。
- 民间书坊的助力：通俗时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对通俗易懂的读物需求大增。洛阳、建业等地的民间书坊，为迎合市场，开始大量刻印白话的话本、小说、歌谣、以及普及性知识读物（如《通俗农桑辑要》、《市井算法入门》等）。这些书籍的广泛流传，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
三、 白话文学的兴盛与“文体自觉”
进入公元十一世纪，即通俗时代中后期，白话文运动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其标志是白话文学的全面兴盛。
- 戏剧的成熟：以司马长风为代表的剧作家，创作了大量深受市民喜爱的白话戏剧。其语言生动活泼，充满市井气息，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表达能力。
- 小说的繁荣：“洛阳纸贵《梦烟录》”的现象，充分证明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巨大市场。这类小说以其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通俗的语言，成为市民阶层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
- 诗歌的新变：部分诗人也开始尝试用白话创作诗歌，虽然初期作品略显粗糙，但其题材更贴近现实生活，情感表达也更为直接，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文人们开始自觉地探讨白话文的特性和创作规律，出现了最早的关于白话文写作技巧的论述。他们不再仅仅将白话文视为“工具”，而是开始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语言。
四、 “新政”时期的规范化与白话文地位的确立
约公元十二世纪初，汉朝进入“新政”与理性复兴时期。白话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并开始走向规范化。
- 官方对白话文的全面接纳：随着新汉学思想成为主流，其内在的“实证”、“人本”精神，使得官方对白话文的态度从宽容转向积极倡导。越来越多的官方文件、教科书开始采用以白话为主、文白结合的文体。
- 语法与词汇的初步整理：一些学者开始对流行的白话进行语法规律的总结和常用词汇的整理工作，为白话文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语”标准，但这种努力促进了各地白话的交流与融合。
- 学术著作的白话化：周衍的《文史通义》虽然仍带有较多文言色彩，但其行文已明显受到白话影响，力求晓畅。其后的一些新汉学学者，在撰写哲学、史学、格物学著作时，更加自觉地使用白话，使得高深学问的传播更为便捷。
- 教育体系的变革：在国子监等最高学府，白话文写作与阅读被列为重要课程。地方的“民学馆”和“义学”更是以白话为主要教学语言，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
五、 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意义
汉代的白话文运动，历经数百年，深刻地改变了汉文化的面貌：
- 思想解放的利器：它打破了文言文对思想表达的束缚，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便捷的工具，有力地推动了新汉学的兴起和发展。
- 文化普及的基石：它降低了知识的门槛，使得文化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普通民众也获得了接受教育、参与文化创造的机会，极大地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 社会平等的促进：语言的隔阂是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白话文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障碍，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和融合。
- 文学艺术的革新：它为文学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催生了小说、戏剧等更贴近现实、更具活力的文学形式，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
- 民族认同的强化：一种通俗易懂、为绝大多数人所掌握的书面语的形成，对于增强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诚然，白话文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面临“矫枉过正”、忽视文言文优秀传统等问题。但其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它不仅是一场语言文字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文化转型。王明先生以其远见卓识，点燃了白话文运动的星星之火，历经数代人的努力，终成燎原之势，为汉文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